极端的年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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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甚需要他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它对外来的资金、劳力，以及（相对而言）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都较以往任何时候为低，只有少数原料例外。美国的出口，对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很重要——好莱坞等于独霸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对本国总所得的重要性而言，却比任何工业国家都小得多。美国退离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对全球影响到底有多重大，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所动，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二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其实相当虚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一向以为的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也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historicalstatistics of the usa，i，p。164，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去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风大起，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在此，不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何等纷纭，甚至到了今天他们还在争辩不休。但是，当时凡对政府政策有兴趣的人士，都对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印象深刻，连凯恩斯也不例外。
最后的大崩溃终于来临，对美国的打击自然最为猛烈。又因为早先由于需求增长不足，商人大幅扩大消费信用以刺激需求。如此一来，全面崩溃的打击更重。（读者诸君如记得80年代后期的现象，应当觉得这段历史相当眼熟。）自欺的乐观分子投机成风，又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欺世财务专家煽风点火，房地产界一度异常兴旺，早在大崩溃前的好几年就达到巅峰。银行吃了大亏，一身死账，现在对新申请的房屋贷款以及重新抵押，一律予以拒绝。可是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1939年）将近半数的房屋贷款无法履行偿付责任，平均一天有1000户住宅被查封。拖累之下，美国数千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倒闭（miles et al，1991，p．108）。当时全美国各种中短期的私人贷款，总数高达65亿美元，其中仅汽车贷款一项，就占了14亿（ziebura，p．49）。另外一项因素，愈使经济受到信用暴增的影响。原来美国消费者借款的目的，不是花在传统强健身心的衣食用项。而衣食消费，伸缩性很小。一个人再穷再苦，日常生活所需也有一定的基本额，降不到哪里去。而同样地，就算收入增加了两倍，日常需用也不会同比例增加。可是美国民众贷款购买的不是基本温饱的东西，而是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大力鼓吹的现代消费社会的耐用消费品。然而车子、房子，并不是急需之物，随时可以延后，需求弹性很受收入的影响。
因此，除非大家都觉得不景气只是一时现象，对未来都抱着相当信心，否则像这样大的危机带来的冲击自然异常严重。1929－1931年间，美国汽车产量骤减了一半。跌落得更厉害的是以低收入为对象的留声唱片出版量（所谓的黑人唱片及爵士乐唱片）；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总而言之，“这一类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跟铁路、新式轮船、钢铁及生产机器工具都不一样——后者有助于降低成本——前者却得依靠收入快速普遍地增加，以及众人对未来持有的高度信心。”（rostow，1987，p．219）不幸的是，此刻一败涂地、完全崩溃的，正是大众的收入和信心。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周期萧条最后终于结束了。1932年后，各方面的迹象都明白显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某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开始呼啸前进。到了30年代末期，日本和瑞典的生产量——不过后者稍差一点——几乎已达不景气前的两倍，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已超出1929年的四分之一倍（不过意大利却无如此好运）。甚至连经济状况最死寂的英国也出现复苏，不过众人希望的高涨却始终不曾到来。世界依然陷在一片萧条中，其中以经济最强国美国为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施行一连串“新政”（new deal）以刺激经济——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却无法充分达到预期的效果。1937－1938年，经济确曾一度强力复苏，可是旋即再度崩溃，还好这一回惨跌的规模，比1929年后稍好。汽车制造业一向是美国工业的标杆，始终未能恢复1929年时期的高峰；到了1938年，汽车总产量还只停留在1920年的水准（historical statistics，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便感到当时评论人士的一片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此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预言的学派。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气氛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humpet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70和80年代众口一声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有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
不过萧条尽管萧条，30年代其实是一个工业科技发明极有成就的十年，塑料的发展应用即为一例。事实上还有一个行业——也就是如今被称为“递介”（media 迷递）的娱乐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有突破性进展，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世界如此。大众广播普及，好莱坞电影工业欣欣向荣，照相凹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报纸开始登载图片，更属惊人创举（见第六章）。大量失业的低迷年代里，灰色的城镇中建起一家又一家如梦中皇宫的电影院，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票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失业打击最重的老小两辈，别的没有，如今最多的就是时间，纷纷以看电影打发时光。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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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3
（／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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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实在太严重了，致使社会大众无论是知识分子、活动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这个世界一定从根本上出了什么大毛病。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当权主政者显然束手无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老方子的家伙看来也不中用，已经没有人再听信他们了。至于那些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再聪明，还能值得我们几分信任？稍早之前，他们还在大吹法螺，口口声声主张一个运作得当的自由市场社会，绝不可能发生大萧条了。因为在市场功能自我调整的机制之下，生产如果过量，必定很快就会（根据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提出的经济法则）进行自行调整。然而言犹在耳，他们自己已经同大伙一道陷身大萧条的乱流。古典经济学说认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1933年，经济上的现实，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的比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额只有一笔，公共工程的经费不过是私人工程的转移。如果把同样这笔钱花在后者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4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个奇异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了历史一项主要的特征：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国民同胞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旦社会经济越来越受大型企业控制，“完全竞争”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甚至连一向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毕竟不错，而他的资本集中的预言，尤为准确。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能成个玩意儿吗（leontiev，1977，p．78）？一个人不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须对马克思发生兴趣，就可以看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竞争经济多么不同。事实上，早在华尔街股市大崩溃以前，瑞士就有位银行家睿智地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不再是普世准则的失败现象（191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亦然），正好解释了迫使各国转趋独裁式经济制度——如法西斯、共产主义，以及不顾投资人利益自行其事的大公司企业等——的缘由（somary 1929 pp．174－193）。到了30年代末叶，传统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开放型市场竞争，已经飘然远去，全球经济形态只剩下呈鼎足并立之势的三头状态：一是市场式的经济，一是由政府对政府来往交易的经济（如日本、土耳其、德国及苏联，均由政府计划或统治经济方面的活动），以及由国际公共社会或半公共组织（如国际必需品大宗物资协会等）管制下的部分经济活动（staley 1939，p．231）。
在这种情况及气氛之下，难怪大萧条对政治及民众观念的影响至深至速。当时的政府，不分左右，如右有美国胡佛政府（1928…1932年），左有英奥两国的工党政府，都只好怪它们运气不佳，为何刚巧在这个大乱当头的年代在位，于是只有纷纷下台。不过其中变化，还都不像拉丁美洲地区那般剧烈：当地政府或政权更迭之速，1930－1931年两年之内，共有12国改朝换代，其中10国是以军事政变的手段更变政府。南美以外的地区变化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总的来说，到30年代中期，恐怕找不出几国政府未改头换面。各国的政局，也都与股市大崩溃以前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开始急速向右转，唯一的例外，只有北欧的瑞典和南欧的西班牙。前者于1932年迈入其半世纪社会民主统治的时代；后者的波旁（bourbon）王朝在1931年让位给一个不幸且短命的共和国。这段历史，我们在下一章有更多的探讨。在这里先就德日两国几乎同时兴起的军国主义政权作一些论述（日本于1931年，德国于1933年）。国家主义和好战风气在德日两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出现，不啻为经济大萧条为政治所带来的最深远最邪恶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栅门，在1931年就打开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劳工政党发起的组织性群众劳工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劳工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