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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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游嗣袢褐诘牡际Γ谌酥赋鲆惶跷访ㄈ捶潜┝Φ氖だ贰？墒堑搅�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据点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热情一向胜过共产主义热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实连西班牙内战也旨在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形之下，共产党声势反显得微不足道。）从此，莫斯科外围的各地社会革命分子，莫不奉列宁与十月革命为圭臬，日后并纷纷与共产国际排挤的异议团体合流，深受它们的鼓舞。而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指挥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当时异端人士之中，声誉最高者要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与列宁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并一手建立红军——可是他的行动完全宣告失败。托氏曾发起“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抗衡，却声微势小，几近无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杀身亡。当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社会革命分子，越跟着列宁及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意味着成为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党员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各地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统一联合，脱离了原本党派路线的分歧，赢得工人及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如此一来，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拢。急着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宗共产党员，与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恢复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意味着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马克思学说。而马思列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目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项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正宗路线在苏联解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左派团体及人士，纷纷由旁边进入公众视线。但是虽然起了变化，却依然笼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响之下。1968年，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激进学生运动，其实都带有明显的俄国无政府者巴枯宁（bakunin），甚至尼察也夫（nechaev）的气息，跟马克思则扯不上任何关系。任何人只要对思想意识史有点研究，都可以嗅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就连这股学潮，也唤不回无政府理论或运动了。相反地，1968年则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马克思理论的大流行——可是其各种版本，恐怕却要使马克思本人大吃一惊。各种所谓的“马列”宗派团体，更是方兴未艾，纷纷联合起来，指斥莫斯科及老共产党组织不够革命化和列宁化。
矛盾的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全面接收之际，共产国际本身，却反而把当初1917－1923年间革命的原始策略放弃了。换个方式说，它们甚至处心积虑，打算使用与1917年大相径庭的手段进行权力转换（见第五章）。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学纷纷提出指责，认为莫斯科不但一再错失革命时机，甚至进而排斥革命，背弃革命；因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苏维埃中心路线”运动唯我独尊，不容异己，一直到它自己从内部开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评才发生作用。只要共产党运动阵线联合一天，只要它能保持惊人的完整力一日，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信仰全球革命的人来说，苏维埃革命便是唯一的路线，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从1944－1949年之间，各地再度掀起革命风暴，许多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上共产主义之路。谁能否认，这些国家的革命，哪一个不是在正宗苏维埃路线的共产党羽翼下方才完成？一直要到了1956年以后，其他革命路线才逐渐崭露头角，在政治或手段上提出有效的要求，关心革命的人士也才开始有了真正的选择。但是，就连这些另辟踩径的路线——诸如五花八门的托派思想、毛派思想，以及受1959年古巴革命的各种团体等等（古巴革命见第十五章）——往往也不脱离列宁主张的模样气息。在最左的路线上，势力最庞大最雄厚的团体，仍然要数老共产党组织。然而，革命的理想热情，早已离它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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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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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工程的伟大发明，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地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纪律之严，胜过军队。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他致力推动的革命（他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的是“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级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共产党势力大为扩展，主力即为原地主家庭统治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及下级军官大批加入所致（martins ，1894，pp．3390…3397）。
但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群众”来说（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支持“先锋组织”的人士在内），他们的感受，却往往和领袖们的意见相抵触。尤其在真正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矛盾更明显。正因为这个缘故，1936年7月西班牙军方叛变，起来反抗当政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立刻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掀起社会革命。好战分子，尤其是鼓吹无政府思想的人士，自然纷纷着手将各地的生产组织集体化。但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却一致反对，而且，只要抓住机会，便尽可能取消公有，恢复原来的制度。公有制的优劣，至今仍是当地政治和历史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这次事件同时也掀起一阵反偶像、抗旧习、杀教士、反圣职的风潮，情况之烈，空前绝后。其实自1815年发生大骚乱以来，以教会为发泄攻击的对象，就成为群众闹事活动的一部分。那一年，巴塞罗那（barcelona）市民因为不满某场斗牛的结果，火烧教堂泄愤。这一回，则大约有7000名神职人员惨遭杀害——几乎是该国神父僧侣总数的12％～13％；不过西班牙修女人数更为庞大，7000名只占其微不足道的比例——仅在东北地方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ugh thomas pp．270…271；m．delgado，1992，p．56）。
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两声余响：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领袖及发言人，纷纷出面抨击群众行为的不当；虽然在骨子里，他们自己也是狂热的反教会分子。甚至连那些一向以憎恶教士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闹得太过分了。可是对参与闹事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彻头彻尾就不一样。（换到另一个不似伊比利亚半岛如此男性化肌肉型的社会里，群众政治是否也会这样疯狂地残杀旧偶像呢？这其实是一个不顾事实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若对女性态度认真研究，也许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事实证明，所谓革命发生，政治秩序解体，偶像权威崩溃，街头百姓完全靠自己（妇女也在内，如果男人让她有这个自由的话）的这种革命形式，在20世纪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使连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权在革命之下骤然崩解，德黑兰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国王，虽然绝大多数都属自发的活动，却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多亏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教组织，旧政权刚灰飞烟灭，新政权就已建立。虽然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才真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见第十五章）。
另外一件事实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除了某些地区性的突发事件以外，20世纪在各地发生的历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发政变（多数几乎均属军事政变）夺得首都所致，便是长期武装抗争（多为农民运动）的最后胜利。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军旅生涯往往为那些受过教育、却缺乏关系和财富的优秀青年，提供了开创一番大事业的出路。在这些卑微出身的低级军官中间（有时甚至连士官阶级也在内，不过比较少），同情激进派及左翼者甚为普遍。因此因政变起头的革命，往往在如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free officer revolution）］，以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出现（1958年的伊拉克，50年代以来不时发生革命的叙利亚，1969年的利比亚等等）。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史中，军人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虽然他们夺权的动机，很少是出于明确的左翼立场。就算发动之初，确实出于左倾意识，却鲜见长期的坚持。不过1974年，葡萄牙曾发生一场军官叛变，使观察家大为惊异：一群年轻军官，对葡萄牙长期从事的殖民地保卫战感到幻灭而走上激进，起来推翻了当时世上掌政最久的右翼政权，是所谓“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tions）。与军官们联手出击的队伍，包括地下组织的共产党人，以及五花八门的马克思派团体。但它们之间的联盟最终分道扬镳，总算使欧洲共同体成员松了一口气。事后不久，葡萄牙也很快加入欧盟的组织。
至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诚然，在由德军手里收复法兰西帝国各殖民地的战斗中，前帝国在当地训练的部队战士——他们被升为军官的人数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法属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这些在二战当中与戴高乐（de 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并肩作战，而且人数占多数的殖民地士兵，战时战后，却都尝到了相当失望的滋味。他们不但经常地受到歧视，而且跟其他多数不属戴高乐派的法国地下抵抗人士的命运一样，战事一结束，马上就被打入冷宫。
在法国光复后举行的正式胜利游行队伍里面，自由法国部队显示的肤色，远比真正为戴高乐派赢得战斗荣誉的成员“白”得多了。总而言之，当年虽曾有过5万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动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但就整体而言，为帝国势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队，即使在当地人领导之下，也始终对帝国忠心耿耿。最起码不曾带有任何政治的色彩（m．echenberg，1992，pp．141－145；m．barghava anda．singh gill 1988，p．10；t．r．sareen，1988，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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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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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社会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
队战术多属农民运动性质。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说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革命带往全欧的时期里，所谓各地势力庞大的游击战斗，千篇一律，不都把矛头指向法国吗？那些非正规军的游击活动，可从来不是为了法国，以及法国革命的理想而发动的。因此，一直要到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游击队”一词才正式收入马克思派的词汇。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红白两军内战期间，于正规部队作战之外，也曾多次发起非正规队伍的格斗。它们把这种攻击方式称为“游击兵”（partisan）。二战期间，各地受苏维埃精神激发而起的地下抗敌运动，均奉此战术为正宗。回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