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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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氏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张的岁月。虽然这份繁荣,短期内将因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余震、世界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的战乱现象,以及世人过度投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无限热情(对于此份幻想,经济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更要不切实际)而暂时受挫。不过,经济扩张的前景极其无限。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黄金时代,基本上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大跃进,这个经济区域也就大约有6亿人口居住的20个国家(1960年)。全球国际化与国际生产的重新分配,将继续促使世界60亿人口中的其余大多数迈进全球经济的领域。此情此景,相信连最悲观的人士也得承认,企业的前途极为光明。
但是其中却有一大例外,即在贫富国家之间,差异的鸿沟不但日渐加深,而且无可反转。这种贫富差异深化的现象,因80年代给第三世界的重大打击,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步入贫穷而愈发加速。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始终不会大幅滑落,这道差距看来好像只会有增无减。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将使贫国与富国的距离逐渐接近;这种想法,不但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也不合一般常识。一个建立在不平等更加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未来头痛的问题只有日重一日。
经济的活动,绝不能自外于它的大环境及它造成的后果而独立存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共有三大层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断进步,更使人类劳动力脱离商品和劳动的生产过程,却不会为这些被遗弃的劳动力,提供足够或类似的工作替代;也无法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足以吸收这些余下的人工。黄金时代曾出现于西方的全面就业,如今甚至连短时间的恢复也无人敢预期。其二,人力虽然依旧是一大生产主力,经济的全球化却使工业中心开始转移,由劳动力成本昂贵的富国,移向在其他条件相同之下,却拥有廉价劳动力为其最大优点的国家。于是便造成以下各种后果:工作由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同时高工资地区的工资(基于自由市场运作的原则),也在全球工资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下降,旧有的工业国如英国,只好也跟上廉价劳动力的路子,却在社会上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以致无法在这个基础上与新兴工业国家竞争。历史上诸如这一类的压力,通常是由国家采取行动抗衡,如举起保护主义大旗。然而,这正是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第三项隐忧,即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胜利,以及纳粹自由市场意识的高举,使得因经济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击,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处理,至少,也减弱了处理的力量。世界经济,便成为一台力量日渐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这台引擎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够,又由谁来控制?这个现象,自然同时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问题。在某些国家里(如英国),其直接严重的程度,显然更甚于另外一些国家(如韩国)。
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实际收入的增高为基础,因为大量消费的经济,需要大批拥有足够收入的消费者,消化高科技的耐用消费品。在高工资的劳工市场里,这类收入多属劳动性的工资所得,而如今这笔收入面临威胁,经济对大量消费的依赖却更甚往昔。诚然,在富有国家的消费市场上,其劳动力已因由生产性工业移向第三产业而趋稳定——第三产业的就业情况,一般而言也较少变动——而移转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多数是社会安全暨福利收入),对消费市场的稳定也不无贡献。以上收入,约占8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成;回到20年代,却仅不到4%(bairoch 1993,p.174)。此中变化,也许可以解释当1987年华尔街股市大幅滑落时,虽是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却不像30年代的那样,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萧条。
然而,就连上述这两项提供安定作用的收入形式,如今也正面临破坏之中。随着短促的二十世纪步入尾声,西方政府及“正统”经济学派开始一致同意,公共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负担太重,必须予以削减。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向来最为稳定的几项行业里面,大规模的人事缩减也成家常便饭——如国家机关、银行金融,以及就科技而言后于重复多余的大量办公室型工作等等。不过对于全球性经济而言,一时将不致造成直接威胁——只要旧市场的相对萎缩,可以由世界其余地区的扩张相对弥补即可。或者说,从全球观点而言,只要实际收入增加者的人数,其增长率始终超过其余人口即可。用更残酷的口吻说明,如果全球经济可以无视一小群贫穷国家,径将其列为无关大局的经济末节,那么,它自然也可轻视本国境内的穷人于不顾,只要那些值得看重的消费者人数够大够多即可。从企业经济观及公司会计学的高台鸟瞰下顾,谁需要那占美国人口的10%,从1979年以来实际钟点收入直线下降几乎达16%的一群?
从经济自由主义隐含的全球角度再度观之,不平等的增长现象根本无关紧要——除非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之上,显示出负面多于正面的总体效果。从这个角度观察,只要成本比较的结果许可,就经济而言,法国便没有理由不全面停止农业生产,而改向国外全面进口粮食。同样的,只要科技及成本效益可行,也没有理由不把全世界的电视生产,一律搬到墨西哥城。但是这种观点,自然不能彼此身同在“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范畴之下生存的世人(即所有国家的政府及其境内居民)全盘接受。其中最大的原因,自是我们无法规避世界性变乱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不论这一类问题性质为何,一个毫无限制,且无法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不能提出解答;更有甚者,它极可能使得永久性失业和增长低落的现象更加恶化。因为一切以理性从事,专事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选择途径无他,自然是:①尽可能裁减人员,要知道人事费用可比电脑昂贵多了;②尽可能削减社会安全税负(或其他任何税负)。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不可能解决以上问题。其实直到70年代以前,不论是国家或世界资本主义,从未在完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运作一天——即使有过,也不见得曾经从中获益。以19世纪为例,就可以举出一点质疑:当时真正的状况,“恰好与古典模式相反:自由贸易,与不景气及保护主义同时发生,或者说,前者可能正是造成后两项发生的主要因素。而最后一项,恐怕也正是今日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今日发展程度的主因。’(bairoch,1993,p.164)至于20世纪的经济奇迹,更非遵循“自由放任”,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主导了80年代,并在苏联体系倒闭后达到意识自我满足高峰的经济自由化及“市场化”高调,事实上不能持久。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爆发危机,加以所谓“休克疗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败涂地,已经令许多这之前兴奋相随者进行反思——1993年的经济专家顾问,竟宣称“也许马克思毕竟没错?”这种话在以前谁能料到?然而,回归现实的道路上,却又遭遇两大阻碍。其一是缺乏重大的政治威胁,如共产主义及苏联集团,或如纳粹之攫取德国政权在当时造成的重大危机。这一类的威胁,本书已经一再显示,都是促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身改革的重大因素。然而,如今苏联已然解体,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也日趋没落解体,第三世界在传统战争中的军事意义很小,以及发达国家的真正穷人,已经贬落而成少数的“下层阶级”身份——凡此种种,都降低了主动改革的刺激。而极右派运动气焰高涨,前共产党国家对旧政权传人的支持意外地复活,也不啻世界的一大警讯。到90年代,此中的警告意味更浓。其二是全球化的过程本身,在国家保护机制的解体之下更加强化。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被得意地赞扬为“财富的制造场……被举世视为效果最宏大的人类发明。”可是论到这项伟大发明的社会成本,其中的牺牲者却不复有往日的国家手段来保护了。
但是《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这同一篇社论,却也同时表示(24/12/1993):
然而,这股力却有其不完美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人口从中所得的益处却很低微。甚至在发达的经济地区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也不见利益涓滴下流,反见财富不断向高处回流。
随着新千年的脚步日进,眼前的第一任务更为明显。我们没有时间再对着苏联的残骸幸灾乐祸了。世人应该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对症下药,应当从哪里下手?而缺陷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仍将恢复本来面目?正如美籍捷克裔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循环波动现象,“不似扁桃体,可以单独分离个别处理。相反地,却如心跳,正是表现心跳征候的机体的本质所在。”(schumpeter,1939,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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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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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系瓦解了,西方评论家的直接反应,便是此事证实了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胜利。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世情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最大的指望,也只能稍带信心地预测:就实际而言,世界各国(也许那些受神明启示,坚持原教旨主义路线的国家得除去不计)都将继续表示全力拥护民主、举办某种形式的选举、并对那些有时纯属理论性的反对意见予以容忍。与此同时,则大力粉刷门面,将它们各自的装饰加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之上。
当前政治局势的最大征候,其实正是各国政局的不稳定。在绝大多数国家内,现有政权能否安度未来的十或十五年,依最乐观的估计,情况都不大可靠。甚至连相对之下,政府制度及政权转移较为稳定的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或西班牙,未来十或十五年内,它们能否依然保持其单一国家地位,也是一大问号。其未来继起政权的性质形式——若有任何继起政权——也因此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政治这门学问,“未来学”很难有用武之地。
不过全球政治景观之上,却有几个特征极为突出。其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是民族式主权国家的衰落。民族国家,乃是理性时代以来主要的政治建制,它的成立,一方面通过国家对公共权力及法律的垄断,一方面则因为就多数目的而言,它也是政治行动有效的行使场地。民族国家地位的降低,来自上下两项因素。就第一方面而言,它的权力功能,正快速地让与各种超国家级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型国家及帝国的纷纷瓦解,小国林立,在国际无主的乱阵中缺乏自卫能力之故。而在国境之内,各国也逐渐失去对国事的传统独霸权力,私人保安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恰好证明原本普遍由国家部门负责的事务,正大权旁落至民间手中。
不过这些发展,并未使国家成为多余或无效的一项存在。事实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科技的相助之下,国家对个人的监督控制能力反而加强。因为所有财务、行政事项、大小银钱出入(除了小笔现金交易之外),可能都有电脑忠实记录;而一切通讯对话(除了在户外当面交谈),也可以予以截听记录。但是尽管如此,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本来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期为止,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势力、功能,莫不持续扩增。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主要特征。不论个别政府的性质为何——自由、保守、社会民主、法西斯,或共产党——在现代化大势达到高峰之际,“现代”国民的生活种种,几乎都由本国政府的“所为”或“所不为”全面操纵(除了在两国冲突时,局势就非本国政府单方面所能控制了)。甚至连全球性力量造成的冲击,如世界经济的兴衰大势,也通过政府决策与建制的过滤方才及于民众。然而到本世纪末,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