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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

极端的年代-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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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madulina,1937-)。而苏联的视觉艺术,却因受意识形态、美学、制度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再加上长期与外隔绝,受到极大伤害。狂热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风,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部分地区开始兴起,如索尔仁尼琴所表现的正统及崇尚斯拉夫风格,以及帕拉加诺夫(sergeiparadjanov,1924…)电影中所传达的亚美尼亚中古神秘主义气息等。其中原因,即在艺术家无路可走,他们既然反对政府及党标榜的一切事物(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便只有向本士的保守风格吸取传统。更有甚者,苏联的知识阶层,不但完全隔离于政府体系之外,与苏联一般平民大众也格格不入。后者接受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地位,并调整自己,默默配合这个他们唯一所知的生活方式;而事实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有着长足进步。知识分子憎恨统治者,鄙视被统治者,即使在他们讴歌农民、将理想化的俄罗斯精神,寄寓在俄罗斯农民形象上时也不例外(如那些“新尚斯拉夫派”)。其实,他们理想中的农民化身早就不存在了。对于富有创意的艺术工作者而言,这实在不是理想的创作氛围;矛盾的是,一旦加诸知识活动的高压禁锢消蚀崩散,却反使种种创作才情转趋煽动。极可能以20世纪伟大文学家盛名传世的索尔仁尼琴,却还得写小说来谆谆诲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day,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癌病房》(the cancer ward)等等——正因为他还不能自由说教、任意批判历史啊。

至于共产党中国,间或偶有松禁时刻(如“百花齐放”),可是其目的却在辨认下一场整肃斗争的牺牲对象。毛泽东的统治于1966-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巅峰,这项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在反文化、反教育、反理智,在20世纪史上可说无出其右。10年动乱,中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关门,西洋古典及各类音乐活动也全面停止(必要时甚至将乐器破坏殆尽)。全国的影剧剧目,也削减得只剩下半打政治意识正确的样板戏,一再重复上演(由伟大舵手的妻子,曾是上海二流明星的江青亲自挑选编排)。

但是在另外一面,创作力的光辉却在共产党政权下的东欧大放光彩,至少在强调正统的禁锢稍有放松之际便立即四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电影界,在此之前,即使在本国也默默无闻,自50年代末期开始,却出人意料突然开遍一地花朵,有段时期甚至成为奇片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个如电影这般依赖政府资金的艺术,竟然能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卓有艺术成就,实在比文学创作的表现更为让人惊讶。因为文学作品,可以私下写就“藏之柜底”,或写给圈中密友传阅。事实上,多名共产党国家的作家即在国际间享有殊荣——尽管当初他们执笔之初,设定的读者群也许甚小——包括东德,以及60年代的匈牙利。东德产生的文学人才,远比富庶的西德为多;匈牙利的作品直到1968年后,才通过国内外的移居流动而传到西方。

这些人才有一项共同条件,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作家及电影人少有的,更是西方戏剧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即一种被公众需要的感觉(美英两国的戏剧工作者,从30年代开始,就染有政治激进主义的癖习)。事实上,在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及自由的新闻事业下,也唯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才能为老百姓——至少为其中受过教育者——表达心声。这一类感受,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艺术家,同样也出现于那些知识分子也与当前政治制度不和,虽然并非毫无限制、却多少可以公开畅所欲言的国家里面。以南非为例,便因种族隔离制度的刺激,使得反对者当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这块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现象。50年代中,墨西哥以南拉丁美洲的多数知识分子,一生中恐怕也都曾经历过某段政治难民的日子。他们对西半球内这一地区的文化贡献,自是不容忽略;土耳其知识分子的情况亦然。

然而,某些艺术在东欧开花吐蕊,其中意义,并不仅限于在政府的容忍下扮演反对角色。年轻的艺术家们,事实上是受到希望之火的激扬;他们希望,在战争的恐怖岁月终于过去之后,自己的国家总算能够步入一个新纪元。他们当中某些人——虽然如今再不愿提起——当初甚至真正感觉到青春之帆,正在理想国的清风下饱满颤动,至少战后初年如此。少数几位,甚至一直受到所处时代的激励,如第一位引起外面世界注意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瑞(ismail kadare,1930-),与其说他是霍查(enver hoxha)治下强硬派政权的传声筒,不如说是这个小小山国的代言人,为它在世界上第一次赢得一席之地(卡达瑞后于1990年移居外国)。但是大多数人,却很快走上程度不一的反对之路。不过反对尽管反对,在这个政治系统二元相对的世界,他们却也常常拒绝了眼前唯一的另一条路——不论是穿过西德边界出奔,或是通过“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的广播,都非他们所愿。即使在如波兰之类的国家,纵使当前政权已经受到全面反对,但是除了年轻人外,一般人对本国自1945年来的一段历史清楚之极,所以他们知道在宣传家不是黑便是白的两极对比中,还有那深浅浓淡不同的灰色地带。这份对现实无奈的辨识能力,使得捷克导演瓦伊达(andrzej wajda,1926-)的影片添加了一分悲剧色彩。60年代30余岁的捷克导演,以及东德作家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穆勒(heiner,muller,1929…)等人的作品,那种暧昧难明的气氛,便是因为他们的梦虽已碎,却始终不能忘却啊。

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享有极大的尊荣,并比一般民众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及某些特殊权利。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他们甚至可能身列国中最富裕的一群,并享有出国的权利,有时甚至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在各个第三世界国家里,身为知识分子,甚或艺术家,却是一项责为公共资产的身份。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优秀作家们,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几乎一律有外放出使的机会,尤以巴黎为最理想的地点,联合国“教育科学文教组织”(unesco)的总部在此,但凡有意的国家,都可以派驻好几名人员,来到这人文风流的“左岸”(left bank)咖啡座胜地。而大学教授,也有加入政府组阁的指望,其中又以经济部门为首选。80年代艺术界人士纷纷艺而优则仕,摇身一变成为总统候选人,或真的登上总统宝座的现象似乎最近才有(如秘鲁某位小说家即出马竞选;而共产党下台后的捷克和立陶宛总统大位,则真的由文人出任),事实上早在几代以前,在欧非两洲某些新生国家即已有过先例。它们往往将尊位荣衔,授予本国少数几位能在国外享有大名的杰出公民——多半是钢琴演奏家,如1918年的波兰;或法文诗人,如塞内加尔;或舞蹈家,如几内亚。但是反过来,大多数发达西方国家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等艺术人士,则往往与政治龙门完全扯不上关系,甚至连他们当中具有理性倾向者亦然。唯一的例外,可能只有文化部门的职位——如法国、西班牙两国文化部长一职,即由作家马尔罗(andremalraux)和森普隆(jorge semprun)分别出任。

在这个空前繁荣富裕的时代,公私资金投注于艺术的雄厚自然远胜以往。甚至过去从来不甚积极照顾艺术的英国政府,80年代后期也以极大手笔,在艺术项目上足足花去10亿多英镑,相形之下,它在1939年却只有90万英镑的艺术类支出(britain:an official handbook 1961,p.22;1990p.426)。至于私人赞助的比重则较低,只有美国例外。在财务优惠的鼓励下,美国的亿万富豪热心捐助教育、学术、文化,出手比世上任何一处都为大方。一方面是出于对生活中更高层次事物的真心喜爱——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第一代的企业大亨——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社会缺乏正式的社会等级,能够有一点文化世家贵族的地位,总是聊胜于无,算是将就了。于是这些大手笔的艺术豪客们,不但纷纷将自己的收藏品捐献给国家或市立艺术馆(这是过去的老做法);更竞相成立以自己命名的展览场地,至少也在已有的博物馆内,拥有一处自己的画廊。而其中的艺术品,则根据拥有者或捐献者规定的形式展出。

至于艺术市场,从50年代起,更发现将近半世纪之久的不景气已经解套。艺术品的价格,尤其是法国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以及近世最出名的早期巴黎现代画派(modernism)的作品,开始暴涨直达天价。直到70年代时,国际艺术市场的重心,首次由伦敦转至纽约。此时国际艺术市场的身价,已与《帝国的年代》时代的最高记录相等。进入80年代疯狂暴涨的市场,更破记录一路狂升。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作品的价格,于1975-1989年15年之间,暴增了23倍(sotheby,1992)。不过从此开始,艺术市场的面貌已经再不能与过去等同。不错,有钱人依然继续收藏——一般来说,世禄旧家的银子,偏爱老一辈大师的珍品;而新出炉的富贵人,则追逐新奇的名作——不过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投资而购买艺术,与过去竞购金矿股份是同一动机。“英国铁路养老基金”(british rail pensions fund),就在艺术品上大赚几笔(听从了最佳的建议)。像这样一个出购对象,当然不能视为艺术的爱好者。而最能凸显80年代末期艺术交易特色的一宗买卖,则首推澳大利亚西部一名暴富的大亨,以3100万英镑的价钱,购得一张梵高(van gogh)作品。其中一大部分资金是由拍卖单位借贷,双方自然都希望价钱可以继续上涨,这样,不但作为银行贷款抵押品时的身价可以更高,经纪人也可从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结果,两方都大失所望:珀斯(perth)的邦德先生(bond)落得破产下场,投机风造成的艺术市场景气,也于90年代初期全面破灭。

金钱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往往暧昧难明。20世纪后半期的重大艺术成就,是否有几分归于金钱推动,殊难料定。不过只有建筑除外,在这个领域里,一般来说大就是美,至少也比较容易获得入选旅游手册。但在另一方面,还有另一项经济上的发展,对艺术显然产生了莫大影响,即艺术融入学术生活,进入高等教育的学府——后者的快速扩充,前章已经有所讨论(第十章)。这种现象,具有普遍及特定的两种层面。总的来说,20世纪文化的决定性发展,首推以大众为对象的通俗娱乐事业,其革命性的蓬勃增长,不但将传统高雅艺术推往局限于精英阶级的小圈子内;而且自本世纪中期开始,这个精英文化圈的成员也多属有较高教育程度之人。戏剧歌剧的观众、本国文学经典及纯文学诗作散文的读者、博物馆及艺术的参观者,绝大多数,都是至少完成中等教育的人。只有社会主义世界例外,因为它始终不难以最大利润为取向的娱乐事业越其雷池一步——不过一旦共产党政权倒台,它却再也不能拒其于门外了。任何一个20世纪末期的都市文化,都是以大众娱乐业为基础——电影、广播、电视、流行音乐,不一而足——精英阶级虽然也分享这一通俗文化(自然由于摇滚乐攻城掠地所致),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同时却难免为它添加几分学院派的气昧,以便更合乎自己的高级品昧。除去这一点交流之外,这两类观听群众完全隔离。因为大众市场工业争取的大多数人,只能在极偶然的机会下一窥艺术门径,亲身接触所谓“高雅文化族”夸口的艺术类型。如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大赛,竟有帕瓦罗蒂(pavarotti)演唱普契尼(puccini)的咏叹调开场;或亨德尔(handel)、巴赫(bach)的古典乐,成为电视广告不知名的背景配乐。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打算加入中产阶级,就不必费事观赏莎士比亚名剧。反之,若真有意跃身中产之列(最当然的途径就是通过中等学校的规定考试),就无法避免跟莎翁笔下的主人翁照面了——因为它们都是学校考试的指定科目。最极端的情况,可以以阶级分明的英国为例:那里的报纸分为两种,一种以受教育阶级为对象,另一种以未受教育者为对象;视其内容,宛如两个星球的产物。

而就特定一面而言,高等教育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原本不具商业价值的男女学人,也带来了市场天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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