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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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人们不能不对顾拜旦勋爵怀有崇敬之情。他与国际奥委会没有拘囿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鄙夷和蔑视，还是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毕竟是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毕竟曾经是世界最发达、最威风，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睡狮昏聩而余威犹存。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和宗旨使然。其理想是：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团结。其宗旨为：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与体育竞赛；在奥林匹克理想指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保证按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奥运会无愧于由皮埃尔·让·顾拜旦勋爵及其同事们恢复起来的奥运会光荣历史和崇高理想。顾拜旦及其同事们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努力维护奥运理想和宗旨，坚持奥运之门向一切国家、民族开放，不管它是大国、小国，富强的、贫弱的，西方的、东方的……奥运会向当时的中国发出邀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对奥委会的邀请为何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呢？这也许是中国走上奥运路途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谜吧。
　　1912年，一个叫布朗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上海，他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还是菲律宾体育协会的会长。他来华的目的，是想搞一个中、日、菲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当时中国、菲律宾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青年会操纵的，布朗的来访立即得到了中国青年会的支持。而在此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每年2月都组织一个“嘉年华会”的节日活动，其中有体育比赛，不断邀请中日两国选手参赛助兴，三国联合搞运动会的基础已经有了。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对近代体育的兴趣方兴未艾，上上下下似乎都表赞同，事情就好办了。这时，中国已成立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与布朗共同发起远东运动会的体育组织。又经与日本方面协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亚洲体育史上第一个区域性体育组织，便在世界的东方宣告诞生了。这对于亚洲体坛，对于中国体坛，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事实上，有了这个组织，亚洲就有了与远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直接对话的资格。
　　远东体协很快作出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远东运动会，由三国大城市轮流承办。有趣的是，远东运动会原来的名字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名字反映了亚洲体育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靠拢，以便进入世界体坛的积极倾向。
　　当欧美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体育，大都还在限于国内活动的时候，远东三大国联合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传到了洛桑。顾拜旦勋爵微笑着东望古老中国的新变化。当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刻，他指令奥委会致电祝贺，并宣布他们承认远东奥委会（远东体协）为国际奥委会的东方支部，还邀请中国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如此看重远东体协，是令人欣慰的。每次远东运动会举行时，国际奥委会一定会派委员一人为专使，并在会员国内，指定一名体育家，作为奥委会的专门代表，来指导远东运动会。早在远东运动会成立时，就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鼓励，他们送来金花圈一个，赠给远东运动会，以资奖励。
　　若将1895年国际奥委会对清廷发出的邀请，算作对中国的第一次邀请的话，那么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应该说是第二次邀请了。两次邀请，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又没抓住这个机会。历史再次在中国走向奥运之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有的学者说，中国可能走向奥运的机会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焚毁了。的确，应于19！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因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止了。
　　1919年世界大战的战火熄灭了，世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立了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关系。
　　1921年5月30日，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柔道家抵达上海。他放下行装，即驱车前往虹口体育场，在中日菲三国体育官员陪同下，登上了主席台。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对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表示祝贺。嘉纳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是中国的一个老朋友。他曾为早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嘉纳私人开设的宏文学院曾先后接纳过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3810名由该校毕业。中国著名的大文豪鲁迅、革命家黄兴、陈独秀等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嘉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分明感到，国际奥委会对远东体协，对中国体育的关注越发真切、实在了。果然，翌年，国际奥委会便吸收了中国的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奥委会委员。看来，中国人出现在奥运赛场的时间理当为期不远了。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多年混迹官场外交，数度沉浮。青年时期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做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曾留学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过都督府的外交副主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次年当选参议院议长。还曾参加护法运动，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此人在外交上混的时间较长，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1935年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49年移居香港。1961年死于香港。
　　王正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因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三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四是体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担任过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钱来赞助支持远东运动会。谁知这个人自从戴了顶奥委会委员的帽子之后，从不去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会议。由此来看，王氏参与体育，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一笔取得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的资本。至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又怎能推进中国与奥委会的关系呢？当时中国政府官方对奥运会态度之怠慢，认识之肤浅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奥委会采取积极合作与参与的态度，又何至于拖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呢？
　　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奥运会的大门再一次向中国敞开。这时，把人类拖入罪恶渊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年，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了谅解，有46个代表队汇集荷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连德国也有人挤进了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美观实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又一次变成了人类寻找友谊和进步的世界。无疑，世界奥运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际社会更理解它，也更喜欢它了。然而当荷兰女王的代表宣布奥运会开幕时，人场的国家中却没有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观礼。这个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无声无息地站在看台上，看着一面面外国的国旗引导着各种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人场，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国，难道就派不出几个运动员来吗？宋先生回国后写过一个小册子，叫作《我能比呀》，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他们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取得参赛资格，又是打着什么旗号报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意义不在比赛的胜负，而在于参加；在于他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出赛，并非为他们的祖国的派遣，他们的技术水平又无惊人之处，所以，体育史家并没有视之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今天回头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多么雄壮，多么闪光。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的萎靡相吗？没有。何谓中华无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黄浦江畔。
　　连阴多日的天好象突然放晴了，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堆棉絮状的白云。外滩的一幢幢洋楼在喧闹声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陇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黄浦江畔流涌。
　　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插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沉闷的汽笛声，还有从浦东一座座大工厂里飘过来的股股浓烟……
　　码头上挤满了各色人等。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有政府要员，有也普通市民，学生，商贾，黄包车夫。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上写着：“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音。”还有些人手里举着三角形的小旗，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人们议论着，期待着，脸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阴霾似乎变得明亮了些，欢快了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
　　九时许，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在人们的瞩望中开进码头。车上走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穿着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
　　“他就是刘长春！”人们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正要踏上奥运会征程的中国唯一的选手。此时刘长春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前几天上海各报都登出了刘长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他将作为中国唯一的选手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走在刘长春身边的，一个是体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个是教练宋君复。少顷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带着他一身珠光宝气的妇人也抵达码头送行。
　　王正廷对激动万分的刘长春训话说：“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
　　刘长春立即立正行礼，遂作答词曰：“我此次出席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汇集成一股热浪，引得行人驻足，江上船只减速行驶，观看这壮观的欢送场面。几艘货轮和客轮的司机拉响了汽笛，向即将远行的健儿致敬。
　　灰色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早已停靠于码头边，船上挂满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在轻风中飘动，和那蓝色的无空，混黄的江水，交相辉映，场面壮观。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好似呼唤着健儿启程。
　　刘长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宽阔的黄浦江，与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一一拥抱、握别。本已想好的告别语，挤在喉头难以吐出。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顺着两颊如泉水般涌出。
　　当他踏上登船的渡桥时，他突然感到，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多难的中国，多难的民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多么曲折坎坷的奥运之路。
　　“该登船了，刘、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员提醒道。
　　刘长春、宋君复踏着微微颤动的登轮渡桥，向威尔逊总统号走去。
　　经过风雨侵蚀的威尔逊号，显得陈旧了。混浊的黄浦江水打着旋涡，从其两侧匆匆流过。
　　刘长春在船边站住了脚，回眸岸上，送行的人们频频向他招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亢奋的，又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是的，偌大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第一次出征世界奥运会，仅仅派出他一个选手，自己的两肩，能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