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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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博学多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错误。现在，研究《岛夷志略》的日本学者仍有不少。
美国学者对《岛夷志略》的研究较晚。柔克义（W·W·Rockhill）曾将《岛夷志略》的前99条中的60条地名译成英文，发表在1914…1915年《通报》上的《十四世纪时中国与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诸港往来贸易考》里。此后，随着贸易的发展，美国学者（包括华裔汉学家）研究《岛夷志略》的日多。
八十六：《徐霞客游记》
“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日记体裁撰写的一部光辉著作，它生动、准确、详细地记录着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景观。它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受到国内外广大专家和读者的赞赏，称霞客为“千古奇人”，称《徐霞客游记》为“千古奇书”、“古今一大奇著”。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评价道：“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明朝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南晹岐村（今属马镇乡）人。他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享年54岁。
霞客从小就有一个远大理想，立志游遍祖国的锦绣河山，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直到生命结束为止，在30多年中，他先后东渡普陀，北游幽燕，南达闽粤，西北勇攀太华之巅，西南远涉云贵边陲。游历了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区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可以说，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理考察事业。
徐霞客在考察大自然的过程中，不管困难多么大，条件如何恶劣，每天都坚持把旅游的经历和考察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详尽而生动地记录下来，据他自己说：“余日必有记”，从未间断过。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疾病缠身，双足不能行走，才由云南木知府用轿送回家乡。
霞客回家后，即卧病在床，已无力整理自己的游记手稿。
临危前，不得不委托其外甥季梦良（字会明）来实现这一心愿。后经季氏、王忠纫共同努力将游记手稿编辑成书。可惜的是，时值明末战乱之际，江阴县广大地区遭到清军的蹂躏和屠杀，《游记》手稿大部分被焚于火，季氏整理本亦散失殆尽。幸世上尚有数种抄本流传，但皆有残缺和讹误。后来由季会明、李寄（霞客的第四子）的多次搜集整理，去伪存真，才使得这部《游记》免于湮灭的命运，世称之为李本，曾被后人误认为是霞客的原稿本。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霞客的族孙徐镇又进一步对李本重新编订，与各种手抄本对比校勘，考其缺失，订其异同，然后刻印出版，成为《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面世，这个本子一直流传至今。不过这个徐本仍然不够完备，尚缺考察太湖、泰山、孔陵、南京、荆溪、勾曲、罗浮、京师、盘山、闽州、障州等地的游记和《滇游日记》首册。
嘉庆十三年（1808年），藏书家叶廷甲（字保堂）又对徐本进行了校勘，并增辑补编一卷，其中收集了不少霞客及其亲友的诗文、题赠、书牍，成为最通行的本子，共40余万字。
此后陆续续印的各种版本（包括石印本、铅印本）达10余种之多，皆以叶本为底本。
民国初年，在著名地质地理学家丁文江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专门撰写了《徐霞客先生年谱》，编绘了旅行地图，与《游记》合在一起，重新印行，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近年来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书库发现了季本的残存部分，名为《徐霞客西游记》，共5册，虽然只有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七日的游记，但比通行本记载详细、具体、生动。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恢复《游记》的本来面貌，约请褚绍唐、吴应寿两位专家对《游记》进行整理、校点，以季会明抄本《徐霞客西游记》和徐镇本为底本，参考多种抄本和印本，并由褚绍唐、刘思源二人编绘旅行路线图39幅，另印成册。卷首还收有徐霞客的肖像、手迹和季会明、徐建极抄本书影及岩溶地貌等图片多幅，可以说这是目前了解和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最完善的本子。
《徐霞客游记》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天已掀起了研究徐学的高潮。大家一致认为《游记》至少具有以下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
第一，《徐霞客游记》（包括《徐霞客西游记》）是霞客30多年旅行考察的真实记录和结晶，它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从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的考察到奇峰、异洞、瀑布、温泉的探索；从动植物生态品种到手工业、矿产、农业、交通运输、城市建置的记述；从风土人情的了解到民族关系和边陲防务的关注等等，皆有记载。它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先河。
第二，霞客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亦称岩溶地貌），他的《游记》对峰林、洞穴、溶沟、石芽、石梁、圆洼地、落水洞、天生桥和地热显示等地貌景观的分布、类型、变化、特征和成因皆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研究，有比较科学的解释，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比欧洲人于18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岩溶地貌的考察，还要早100多年，其中许多西方地理学家认识到的地理现象和规律，早在《游记》中有了论述。它在世界上开辟了岩溶地貌考察的新方向。
第三，霞客考察了湖南、湖北、广西、云南等省区的大小河流，对诸水的源头、走向进行过认真的探索，他勇于打破传统的错误说法，并纠正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和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尤其是他的《江源考》，正确指出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不是岷江，大胆地否认了1000多年来陈陈相因的“岷山导江”的错误论断，为以后进一步探求长江源头开辟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四，《游记》对一些奇特的自然地理现象作了许多科学解释，揭示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例如，它以福建宁洋溪（今九龙江）与建溪为例，说明二水发源的山岭高度相等，但距海的远近不同而决定了二者流速的快慢，即所谓“程愈迫，则流愈急”。
第五，《游记》中有关各地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风土人情，动植物的种类、分布、特征以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亦有不少记载和认识，给我们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动植物地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
第六，《游记》充分反映了霞客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考察方法和追求真知的献身精神。霞客旅游的目的，就是要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攀登地理科学的高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下定了最大的决心，临行前，他嘱咐儿子说：“譬如吾已死，幸无以家累相牵矣。”在考察中，他不畏巉岩，不避死，百折不挠地同大自然作斗争，“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他重实践、勤考察，不迷信书本知识和民间传说。他能够经常遵循科学的原则去认识和解释自然界中各种奇异现象。总之，我们通过《游记》，可以学到徐霞客的许多优良品质。
第七，《游记》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从《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霞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爱憎分明，对当时政治腐败不满，尤其对宦官头目魏忠贤一伙深恶痛绝，不入仕途，不与贪官污吏为伍，并同情被迫害的东林党人，情愿和他们交朋友，他以“身许之山水”，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恤孤怜寡，拯弱救饥”。
因此，凡是读过游记的人，无不被霞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行为所鼓舞。
此外，《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地理学名著，还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文学佳篇；不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祖国的锦绣河山，自然界的万千奇景，在霞客的笔下，如诗如画，栩栩如生。写动态，千变万化；写静态，清新秀丽；写山，或峻险幽奇，或巍峨雄壮，令人目不暇接；写水，或碧波荡漾，或水清石寒，令人心旷神怡；写洞，或玲珑剔透，或乳柱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写险，或悬流而下，或猿挂蛇行，令人心惊胆战。如此种种，美不胜言。它文字优美，语言生动，感情真挚，表达深刻细致。洋洋60多万字的大著作，人们读起来，如身临其境，深受感动，爱不释手，真不愧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八十七：《天下郡国利病书》
“造端宏大，未为定稿”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撰。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诸多方面造诣很深。有人统计他一生著述多达38种，《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其中最为宏大的地理著作。
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锐意读书，广搜资料，兼以实地调查，有得即录，企图把地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政治斗争实践。他为了编纂此书，收集资料十分广泛：“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部。”（《肇域志》自序）同时将这些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引证。他周游苏杭、两淮，十谒明陵。自1668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飘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尤其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廓、宫室，皆出自实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所以在内容上将是不同的观点，甚至相反矛盾的史料兼收并蓄，而未加考辨论述和筛选。全书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收得很多，有的地区却很少。在他50岁时，由于年老善忘，对这些材料不能逐一校正，便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作者编订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我们认为未免有点偏颇。
其次在赋税方面主要对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果及各地所遭破坏事实，以及揭示地主阶级如何将国家赋役通过各种不法手段转嫁到农民身上的种种事实等都加以详细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