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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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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史记》创造了表这一形式后,只有班固《汉书》有表。《新唐书》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以后史书的编修也有很大影响。
  《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旧唐书》与《新唐书》互有优缺点,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两部书就互有褒贬,就史料价值看,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五十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综事迹之备,追《史记》之文”
  北宋时期,先后有两部记述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一部是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旧五代史》,一部是由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来称为《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150卷。完成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同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称为《新五代史》,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称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编修的目的性是很强的,那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宋王朝的政治提供借鉴。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在短短的50余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5个王朝,这些王朝的创建者都是前朝的镇将,他们手握重兵,一旦时机可乘就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服藩镇,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做皇帝,毫无秩序可言。因此,王朝的变换很快。此外,5个中原王朝之外,还先后存在过10个独立的小国。北宋是继后周之后而建立的,赵匡胤有结束分裂局面,建立稳固的赵宋王朝的雄心。因此,总结五代时期的经验教训就很重要。
  《旧五代史》的编撰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是很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离五代很近,参加编写的史官大多亲眼目睹了五代的历史场面,对五代的历史比较熟悉。另外,当时可以利用的资料比较全面,主要有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还有范质所编《五代通录》可供借鉴。
  《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志》7个部分组成。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
  《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时期各朝《实录》,这些《实录》是原始资料,比较能反映历史实际,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信程度很高。《旧五代史》保存了大量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是它的可贵之处。《旧五代史》现存的《志》有10篇,全面地叙述了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旧五代史》所叙述的范围,除中原王朝外,北至契丹,南至占城(越南北部),西至党项,东至新罗(朝鲜)的广大范围内的情况均有交待。
  《旧五代史》因为史料丰富翔实,所以很受重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胡三省著《通鉴注》都依据此书。
  《旧五代史》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是依据五代实录,而实录多是由当朝人编写,所以隐讳粉饰的地方较多,修《旧五代史》的史官又多是五代时的旧臣,他们不加区分地照录了这些不实屈笔的文字,使书中的不少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旧五代史》叙事较为繁杂。这些都引起后人对它的批评。
  北宋时期,《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到后来《新五代史》因为更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越来越受到推崇,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不用《旧五代史》而专用《新五代史》,到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人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加以辑录整理,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中国古代本来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隋文帝时下诏禁止私人修史,正史都由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年谱、四夷附录六部分组成,共74卷。在编撰体例上,欧阳修不按朝代界限,打破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体系,把五代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欧阳修还分类编排列传,分列了《家人传》、《死节传》、《杂臣传》等等。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也是与他相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
  当时正是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的时候,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赋税繁重,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辽和西夏给北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它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大量钱物。范仲淹等人试图改革,却遭到了失败。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抨击保守派,因而被贬。他在给尹洙的信中说:因为我们被贬到外地,所以想通过缩写《五代史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欧阳修想通过仿照《春秋》笔法,表现褒贬之意,为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确切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并在《职方考》中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五十三:《资治通鉴》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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