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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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调寄蝶恋花桃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