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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非常道-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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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敢来,我就开机关枪打死他
  40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强迫市民把金子银子兑换金圆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黄绍闳问薛岳:“如果小蒋硬要你把金子去兑金圆券,你怎么样呢?”薛岳开口就骂:“丢那妈!我们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挣得这些金子,如果兑成了转眼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以后我们吃什么?他敢来,我就开机关枪打死他。”
  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通过北平防守大计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要蒋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蒋于是不顾北平防务大事,飞往上海,傅作义因此对蒋更失信心:“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种侮辱
  蒋介石独裁,虽下野仍控制军政大权,宋希濂唯蒋命是从,招致何应钦不满,在电话中两人争执起来,何气愤地喊道:“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宋答道:“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完把电话挂了。何气得面色发紫,立即去李宗仁处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种侮辱!”李宗仁亦无可奈何。
  掉进了共军的“口袋”还强硬
  杜聿明和黄维同为中共战犯,在狱中表现大为不同。两人都想有所建树,杜聿明想发明“无极发电机”,黄维则要发明“永动机”。黄维的计划得到公安部领导批准,试验成果交由郭沫若的中国科学院签定,结论是属于空想,予以否定。但黄维仍坚持试验,结果在很长时间里受批判,而杜则主动收回自己的空想。他们都想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但黄维坚持试验,并做出许多对自己不利的事,直到 1975年才最后特赦,比杜聿明晚了16年!时人以为杜比黄要灵活。在战场上也如此,杜是有名的“撤退专家”,黄是军事上的“书呆子”,掉进了共军的“口袋”还强硬。
  革命第五
  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回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虚君共和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革命方法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种族革命VS政治革命
  种族革命VS政治革命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孙中山驳斥保皇派立宪制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同盟会的接头暗号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肃亲王审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孔子嫡裔来做“虚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辏Ц胶透锩恿⑾芘傻牧⒊〕龇ⅲ岢觥拔拿鞲锩钡闹髡牛怠拔拿鞲锩氩菘芤欤庇刖藜沂雷濉⒕绻俪ね呐Χ罂伞!苯勾锓迦春芸毂涣⑾芘扇松焙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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