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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非常道-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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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许春草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自从皈依基督,到86岁终年,无论大事小事,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地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屡蹶屡起,终成圆满。
  徐志摩与其原配夫人离异而与陆小曼结合,徐之友好,多贻书劝阻,其师梁任公亦以千言书致徐,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书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一天傍晚,老板开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就直奔马德里大街的巴黎音乐院。他常常在音乐院大门口徘徊,倾听院墙内的弦歌音琴。这一天,冼照例在大门盘桓时,忽然看见一个中国青年从里面走出来,冼星海不顾一切走上前,不管对方听不听,就做了一番自我陈述。此人正好是马思聪,马对眼前这位“南国箫手”也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冼星海如此穷困潦倒。马答应引冼星海见他的导师奥别多菲尔,冼星海自此如愿以偿音乐梦。
  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
  塞克孤僻怪异,而做事认真。他首次登台,在《父归》中饰演主角,而观众除本校学生外,只有一个厨子买票入场。大家都说只有一个观众,停演算了,塞克说:“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演出竟一举成功,厨师拿着泪水浸湿的手帕离开剧场,完全被感动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当时,陈璧君听说后赶到现场,汪精卫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说,我完了,我完了!陈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纸。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卢作孚实业救国,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无钱作罢。他到美国为公司借款时,晏阳初也在美国为乡村学院募捐。晏对卢说:“作孚,外国人很注重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于是带卢去做西装,教卢打领带。卢学会后,晏阳初又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一个和尚。”卢于是再听劝告,留起长发,用心学梳头。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多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海光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段锡朋律己甚严,近于苦行主义,临终时说:“我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有欠人钱。”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总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有一天,她对陈宪章说:“咱们为国家捐架飞机,你看中不中。”陈问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钱?坦克多少钱吗?飞机,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陈为此改编了一部戏《花木兰》,常香玉在全国跑了两年,义演筹到人民币15亿元,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战斗机。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他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他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有《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曾记自己辛苦创作《早晨从十二点开始》,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又说:“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成舍我从事新闻业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性情第十
  革命 女人 书
  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响,袁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喜好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
  黄兴曾写诗: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向落晖。又诗说:入夜鱼龙空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国诗时,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又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王懿荣爱好文物收藏,他对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陕西等地,游历时总是留连依依,不忍离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说,“东坡说岐山购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傅增湘,字沅叔,为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之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曾由天津赴北京图书馆校书,住馆106天,校书342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王国维叹谓:“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宋教仁认准事理便坚决去做,不为做事做任何掩饰。在民初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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