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光-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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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流露出一个老人的睿智。
“你也许会想你碰上了德里镇最可怕的秘密之—……但是总会有更多的秘密出现。更多的秘密。”
“你是不是——”
“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今天我的喉咙痛得厉害。我得吃药、休息了。”
换句话说，给你刀子和叉子，朋友；看看你能用它们砍点什么。
我接受了卡森的意见——把弗里克和米裘德的历史书扔进了垃圾筒。我开始读布丁格尔的《老德里的历史》，查阅书里的脚注。那本书跨越的历史有一百年，根据许多专门研究论文和成百上千让人头疼的小镇报告和账簿写成的。
和桑迪·伊维斯和谈话更有趣一些。他的历史和布丁格尔的历史相互交叉。从1963年到1966年他曾写过一系列关于德里的文章，他的研究主要是口头历史。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线索，然后开始大量的采访记录工作。
但是布丁格尔和伊维斯在某一点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共识：首批到达德里地区的白人定居者大概有300人。他们都是英国人。他们得到了特许权，成立了德里公司。但是就在1741年，德里镇上的每个人都失踪了。就从那一年的6月到10月，所有的人——确切地讲是340口人，全部失踪了。只有那些木房子仍然孤零零地站立在那里。
其中的一间，就在现在威产姆大街和杰克逊大街的交叉处，被烧成了灰烬。米裘德在他的历史书里坚持说所有的人都被印第安人屠杀了，但是却没有证据——除了那间被烧的小木屋还有可能之外。更可能的是，谁家的炉子突然走火点着了房子。
是印第安人的屠杀？让人怀疑。即没有骨头，也没有尸体。是洪水？那一年根本没发生过。是疾病？周围的城镇里根本没有提到过。
他们只是消失了。所有的人。所有340口人。没有一点线索。
就我所知，在美国历史上和那次事件惟一有点类似的就是弗吉尼亚州的罗诺克殖民者失踪案。那次事件几乎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德里失踪案呢？很显然，甚至连生活在德里镇的居民都不知道。即使学校的本地历史课本对此事件也只字未提。只有奇怪的静默。
有一种静默的帘子掩盖着在德里发生的事情……但是还是有人讲话了。我想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们讲话。但是你必须用心听着——那是一种难得的技能。我敢说在过去4年中。我已经提高了那种技能。一位老人曾经告诉我，他的妻子曾经在他们的女儿临死的3周前听到厨房水槽的下水道有人说话——那是1957年到1958年的初冬时节。他们的女儿是德里镇一系列谋杀案的牺牲者之一。
“那是些旋转着的声音，含糊不清地搅和在一起，”他告诉我，“她说她马上就回应了。她趴在水槽上面开始打招呼。‘你究竟是谁？’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所有的声音都开始回答——嘟味着、嚎叫着、尖叫着，中间一直夹杂着笑声。她说他们所说的就是那个疯子和耶稣讲过的话：“我们的名字是军团。‘两年多的时间她都不愿靠近那个水槽。我天天累得半死还不得不回家洗那些该死的盘子。“
那位老人拿了一罐百事可乐喝了起来，从嘴角流下来的汽水和眼角流出的泪水在他的脸上汇成一条条小溪。可怜的老人，70多岁还得忍受工作的折磨。
“可能你会想我已经发疯了，”他说道，“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玩艺儿关掉的话，我还会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事。”
我关掉了我的录音机，朝他微笑着说：“我考虑到过去几年中我所听过的某些东西，你得花大力气来证明你的确是个疯子。”
他也笑了，但是那笑容当中没有任何幽默。“一天晚上当我像平时一样洗盘子的时候——那是在1958年的秋天，事情已经发生之后。
我的妻子在楼上睡着了。贝蒂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惟一的孩子，自从她遇害之后，我的妻子花很多时间睡觉。当时我拔出了皮塞子，水槽里的水一下涌了下去。你听过真正的肥皂水流入下水道中发出的声音吗？就像某种吸水的声音。它发出的声音很响，但是我没有注意；只是当那个声音开始消失的时候，我听到我女儿在下面。我听到我的女儿贝蒂在下水道的某个地方。她正在笑。就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笑。如果再仔细听，好像她还在尖叫。或者二者都有。就在下水道的管子里面尖叫、大笑。那是我第一次听过那样的东西。也许我只是想象。但是……我认为不是那样。“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从肮脏的玻璃窗射进来的光线落在他的脸上，使他看起来就像是《圣经》中的长寿者玛士撒拉。我记得那一刻我感觉有多么冷。冷极了。
“你想我是在骗你吗？”老人问我。1957年的时候，他只有45岁。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后，他的女儿贝蒂。理普瑟僵死在杰克逊大街上，全身都被撒裂了。
“不，”我回答说，“我不认为你在骗我，理普瑟先生。”
“你说的是真话，”他有一点惊讶，“我能从你的脸上看出来。”
就当他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有一辆车开过来加油。他出去了。
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冷漠地看着我，就像是看着街头的一个陌生人。我说了声再见，起身离开了。
历史学家布丁格尔和伊维斯在其他方面也有共同的观点：德里镇发生的事件真的不正常；德里的事情从来就没有正常过。
我最后一次看见文伯特。卡森是在他临死前的一个月。他的喉癌更严重了。他只能尽力嘶哑着低声说几句。“还想写德里历史吗，汉伦？”
“还有那个想法。”我说，但是当然我从本计划去写这个小镇的历史，我想他也知道。
“你得花20年，”他的声音很低，“没有人会读。没有人想读。算了吧，汉伦。”
他停了停，又加了一句：“布丁格尔自杀了，这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但是《德里新闻》说那只是一次意外跌落事故，而根本没提到他在自家厕所里的凳子上跌落的，脖子上还挂了根绳子。
“我知道那个‘周期’吗？”
我看着他，惊呆了。
“哦，是的，”卡森小声说道，“我知道。每隔26年或者27年。
布丁格尔也知道。许多老年人都知道，即使给他们喝酒他们也不愿意说。算了吧。汉伦。“
他伸出一只手来——瘦得像鸡爪子一样。他抓住我的手腕，我能感觉到癌症正在吞噬他的躯体——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麦克，陷进去没意义。德里的事情会伤人的。算了吧。算了吧。”
“我不能。”
“那么小心。”他说。突然间，那位垂死老人的眼睛瞪大了——就像一个恐惧异常的孩子。“小心！”
德里。
我的家乡。根据爱尔兰的一个同名村庄而命名。
德里镇。
我出生在这里；从小学到中学也都在这里；虽然上大学离开一段时间，但是毕业后我仍然回到这里，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我是一个小镇的人，像千千万万个人一样，过着小镇的生活。
但是——但是：1879年一群伐木工人惨死在肯塔斯基河上游——也就是现在孩子们所说的班伦地区。他们总共9个人，就在他们的冬季宿营地惨遭杀害，尸体被四分五裂。
但是：1851年约翰。马克逊用毒药毒死了他的全家。坐在用亲人尸体围成的圆圈里，马克逊吞噬了一个白色的蘑菇。
小镇警官在他的报告中写到，一开始他以为马克逊的尸体在朝他咧着嘴笑，后来他才发现那笑原来是满满一嘴的白色毒蘑菇。马克逊在临死前还忍受着剧痛和痉挛吞咽那可怕的蘑菇。
但是：1906年复活节，凯辰特纳铁制品厂的老板决定为“德里所有的好儿童”举行“寻找复活节彩蛋”活动。活动地点就在铁制品厂内，也就是现在的德里商业街的位置。
孩子们兴奋地笑着、叫嚷着，寻找着500只巧克力复活节彩蛋。
大人们也来观看这场盛会，准备在4点钟给他们发奖。
但是就在3点过一刻的时候，铁制品厂突然爆炸了。最后的死亡人数是102人，其中88个是孩子。此后就在星期三，正当全镇的居民还沉浸在哀伤之中的时候，一位妇女在她家后院的苹果树下发现了她儿子的头。他的头发上全是血，嘴里还咬着一块巧克力。那是最后的一位知名的死者。还有8个孩子和一个大人不知去向。那是德里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甚至比1930年发生的“黑点”酒吧的大火还要惨重。
事故原因一直未能查明。铁制品厂最后被完全关闭了。
但是：德里发生凶杀案的发案率是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同等规模小镇的6倍。我曾经把这个数字给一个电脑黑客看过，他用电脑画了一张图表，上面是德里和其他6个同等规模小镇的比较。在那个柱状图上，德里显得异常突出。看完那张图，他的惟一评论是：“这里的人们都很暴躁，都很邪恶。”我没有回答。
如果我回答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他，在德里镇只是某个东西既邪恶又暴躁。
在德里镇，儿童的莫名失踪案每年有40到60起，大多数都是十来岁的孩子。他们都被认为是离家出走。我想其中一些甚至极有可能。
就在那段卡森所讲的“周期”之内，失踪率陡然上升。例如在1930年——“黑点”酒吧发生大火的那年——有多达170个孩子失踪——那只是向警方报告记录在案的数字。“没什么惊讶的，”现任警长里德马赫告诉我，“那是大萧条时期。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厌倦了喝土豆汤或者在家挨饿，于是骑上小木棍出去寻找好地方了。”
1958年在德里又有127个孩子失踪，年龄从3岁一直到19岁。
“1958年又是大萧条吗？”我又问警长。“不是。”他说，“但是人们总是要到处走动的，汉伦。小孩子走路多了脚上就容易起泡，起了泡就不能按时回家，不能按时回家就得挨打，怕挨打他们就逃走了。”
我给他看了一张登载在1958年4月《德里新闻》上查德。洛威的照片。“你认为这个孩子也是怕挨打而逃走的吗？里德马赫警长？他失踪的时候只有3岁半。”
里德马赫瞪了我一眼，然后说和我谈话很愉快但是他很忙。我离去了。
一个妖怪惊食的地方。妖怪出没。
如果还有任何事情发生——只要发生——我就会打电话。我不得不这么做。同时我不得不假设，失眠，回忆过去——该死的记忆。我还不得不记笔记，向隅而泣。图书馆已经闭馆了。我就坐在悄无一人的大厅里，听着黑暗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看着昏黄的灯光投下的黑影，我的双手哆咦得厉害。我确信他们……没有改变。
我坐到了电话旁边。
我把手指放了上去……伸进了拨号盘的小洞里……就是那些小洞能使我们所有的人保持联络，我的老伙伴们。
我们深深地陷在一起。
我们一起进入黑暗当中。
第二次进入，我们能从黑暗中出来吗？
我不这样认为。
但是上帝，我不得不给他们打电话。
上帝呀！
。。
第四章 班恩·汉斯科：虎口脱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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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晚上11点45分，在由奥马哈开往芝加哥的联合航空公司41次航班上，负责一等舱的空中小姐着实受了不小的惊吓。她以为坐在一排一号的乘客死了。
当他在奥马哈登机的时候，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酒味，她心里就犯滴咕：“哦，上帝，要有麻烦了。这人醉成这样。”她最怕在一等舱服务，因为在一等舱客人可以喝酒。她肯定这人会要酒，而且是双份的。然后她就得决定要不要拿给他。更不幸的是，那晚一路上风雨交加。她敢肯定这个穿着牛仔裤平纹上衣的瘦高个儿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吐得一塌糊涂。
但是飞机起飞后，那个瘦高个只叫了一杯苏打水，而且显得彬彬有礼，此后便悄无声息。那天晚上班机里乱作一团，服务员很快就把他忘在脑后了。那是一次让人永远都不愿再记起的旅行。整个航程中你只想问一个问题——假如有机会的话——你能活着着陆吗？
班机就像一名滑雪好手冲下山坡，回旋曲折地穿行于雷电之间。
看着舷舱两侧密布的黑云，乘客们大声地说笑以掩饰不安的心情。
“妈妈，上帝在给天使拍照片吗？”一个小男孩问。他的妈妈脸色苍白，笑了笑，很紧张的样子。那天晚上一等舱是班机上最忙碌的地方。指示灯一直亮着，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呼叫按钮此起彼伏，空中小姐也一直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忙于应付乘客的各种问题。
飞机突然向一边倾斜，有些乘客惊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