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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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几年，还不至于回被这里的装饰格局迷住，只是觉得不错而已。但是当我一跨进门，却竟然有一阵惊悸在心头浮起，一瞬间，我甚至有眼前这个偌大空间一缩一放的诡异错觉，让我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
但这样的感觉转瞬即逝，眼前一切正常。
开始了吗？我在心里暗暗问自己。看来这一次我来对了。
顺着楼梯我走上二楼，深深的楼道里很安静，只有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我敲门进去，一位女士告诉我，杂志社的编辑们还没有上班，大约要再等半小时左右。
二楼楼梯旁有一扇通向露台的门，露台很大，摆了一副斑驳的石桌椅，楼下的大树把露台遮了一半，我用手摸了摸石凳，有灰，看来并没有天天打扫，好在我穿牛仔裤，也不管许多，就坐将上去静静等待。
太阳尚未完全发挥出热力，顶上的树冠遮住了阳光却没挡住吹来的凉风，四下里一片安静。在这里工作，还真是悠闲。
楼道里渐渐有了人声，来去的脚步也频繁起来，我看看表，已过九点半了。
问明了韦林的办公室，我走到长廊的尽头。门半掩着，我敲了敲，然后推开。
“请问韦林在么？”一个低头看稿的三十多岁男人应声仰起了脸。
“你好，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有些事想请你帮忙。”我把名片递过去，我想报出职业应该会比普通读者的身份更有利些，何况我更本就不看这本杂志的，我已经过了年纪，且从不是文学青年，虽然自己偶然也写那多手记，但那只是一种记录和备忘而已。
“那多？”韦林站起来：“你终于出现了，找了你好久。”
我苦笑，我想他是认错了人。
“我是那多没错，不过，却不是给你们投稿的那个那多。”
“啊，不好意思，”韦林略略有些尴尬：“那个姓本就很少见，所以我以为是同一个人，居然会有两个叫那多的，真是巧。”说着他替我拉了把椅子。
“是很巧，而且，我就是为了那个那多来的。”我直接挑明了来意。
为了不被当成神经病，我当然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很多时候我需要这样，从教训中得到的经验总是令人影响深刻。
其实我对韦林说出的理由再正常不过。整个上海的媒体圈我还没听说过有第二个姓那的，更不用说那个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那多”的工作情况竟然和我如此相似，而登在〈萌芽〉上的小说里，虽然没有明说“那多”的工作单位就是晨星报，但字里行间却与晨星报有着诸多相似。这么多的疑点，我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认识我得人冒用了我的名字，着对我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困扰”。
竟然会是这样。”韦林有些惊讶：“想想也真是，如果和你这么象，名字又一样，任何认识你的朋友看到这样的小说，一定会确信是你写的好在这几篇都是科幻小说，要是纪实性的对你的影响就大了。”
“就算是科幻也很麻烦啊，象我们这样的职业，写文章追求的是事实的精确无误，要是报社领导看见这些署名‘那多’的奇奇怪怪的小说，不知会有什么想法呢，能告诉我这个‘那多’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和他谈谈。“
韦林双手一摊：“到现在我们都没和他联系上。”
这并不是个令我特别惊讶的答案，但我相信一定可以丛韦林这里获得一些关键的信息。
“大概在2001年的三月份，我收到了着三分来稿，当时看下来，觉得可读性非常强，就陆续用了，但来稿里没附地址，我以为是作者忘了，但六月份登了第一篇以后，以为作者会主动和杂志社联系，结果没有。第二篇登了也没来联系。后来我们在自己杂志的网站上发声明寻找作者，发第三篇的时候也附了希望作者主动和杂志社联系的编辑附语，结果到现在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三篇？你是说《萌芽》上登过三篇小说，我以为只有两篇，第三篇是什么时候登的？”我想要的信息开始出现了。
“去年最后一期，叫《那多手记之乌蓬船》。”韦林回答。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为什么《萌芽》杂志登小说的顺序一定要和我收到黑本子的顺序一样？
“啊，那一篇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一篇《那多手记之失落的一夜》，还有一篇是……”
“是《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发在2001年七月份那一期上。”
“你们这里还找得到吗，我挺想看看的。”
“你等等。”韦林站起来向门外走去，忽然又折回来，帮我倒了杯茶。
“真不好意思，说了这么久连茶都忘记到，那本杂志我要到库里找一找，你可能要稍等一会儿。”
“太麻烦你了。”我向他致谢。
大约过了一刻钟，韦林拿着一本杂志走进来，找这本两年前的旧杂志费了他点工夫，额头上已经沁出微汗。他翻到某一页，然后递给我。
“就是这篇。”他说。
《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这是一篇我从未见过的手记，第三篇手记！
我略略翻了翻，现在看显然不是各好时机。
“你们这里有复印机吗？”我问。
“不用，这本就送给你了。”
“对了， 既然这三篇手记都是同时寄到杂志社的，为什么第三篇隔了一年多才发？”
韦林笑了：“前两篇发表以后，领导觉得这样的小说太过……”他的声音小了许多：“……觉得我们这里又不是《科幻世界》，还是要多发一些文学性强的作品，不过到了去年，杂志的办刊方针有了调整，要向通俗化市场转化，前两篇的反响又不错，所以第三篇又发出来了。”
我理解的点点头，领导变来变去，确实让下面很难做啊，自己报社里这样的事情可太多了，今天说这个报道没有新闻点，不能大做，明天看到其他报纸做了一整版，马上要求跟着做。
在萌芽杂志社能得到的收获大概仅限于此了，对萌芽杂志来说怎么把这三笔稿费发出去都毫无头绪。我谢过韦林，把那本杂志放进包里，起身告辞。
就在站起来的刹那，没有任何征兆的，我笼罩在突如其来的诡异感觉中。我很难把当时确切的情况形容出来，世界在瞬息变得不同起来，我陷入巨大的恐慌，我确定被一股力量牢牢抓住，而屋内其他人就连近在咫尺的韦林也一无所觉。
我的心跳的极慢，“通”“通”，仿佛自己的时间流逝和外界全然不同，自己站起的动作也慢下来，就象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但心底里，我却感到，极度的危险已经降临到我的头上。就是在恐怖的人洞中，我都没有这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我感到自己正在从眼前的世界中抽离出来，我明明还站在这间萌芽杂志的办公室里，韦林正在站起来要和我告别握手，可我却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窗口射进来的炙烈阳光正在暗下来整个世界都在褪色，我就像站在一张老照片里的人！
我失控的手碰到了桌上的笔筒，这个别致的金属笔筒在我刚进来的时候还吸引过我的目光，现在却被我的手带的掉下桌子，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笔筒翻滚着摔下去，里面的笔飞散出来，慢慢地，慢慢地，一只钢笔触碰到地面，弹开，然后是一只自来水笔，紧接着是一只铅笔然后是整个笔筒，还留在笔筒里的笔一下子从筒里撞飞出去……
是的，那些笔一下子撞飞出去我的知觉在这一刻恢复正常，世界的色彩回来了，我站起来的腿恰好伸直，速度的不协调感消失了，笔筒撞在地上让人吓一跳的“当”的大响，也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浑身虚软，刚站起的腿一阵无力，又坐回座位上。
对韦林来说，我只是站起来的时候，手不小心碰到了笔筒。而对我来说，已经在生死间走了一遭？
此前，我在面对死亡最近的时刻，都没有过这样糟糕的感觉，刚才我要面对的，是死亡，还是其他未知的境遇？
冷汗从我的脸上流下来，我想对韦林说些什么，但我发现我的嘴在发抖。我知道要是现在勉强再站起来，一定回出丑，只好坐在椅子上，弯下腰去收拾笔筒。不过从韦林的角度看来，我现在的样子应该已经有些奇怪了。
“对不起对不起，太不小心了。”我很快把笔拣起来，好在它们都散得不太远。
“没关系，不过，你的脸色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韦林好心的问。
“没什么，我该走了。”我恢复的很快，经历过一些事的我，很快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刚才的感觉，仍让我心悸的盘在胸口。
我摸着扶手走下楼，走到上海夏天猛烈的阳光中，看了一眼背后矗立的大洋楼，快步走出作协大院。
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回报社。看着车窗外喧嚣的城市，我想自己暂时是安全了。但适才的变故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我下手。所以，以后会怎样，我有些无措。
不，应该还是有线索的。是不是，是不是我快要接近事情的核心了呢，这样的异相，和这三篇那多手记，是有关联的吧。
从打开晨星报的柜子，看见第一篇那多手记，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这个让我一直摸不着头脑的悬案，就要露出它狰狞的真容了！
我全力打开，努力回想两年来的这个事情相关的点点滴滴。
“事情开始了，不努力的话，我一定会被那股力量吞噬。”我对自己说。我的直觉对坏事总是有相当准确性的。同时，我庆幸自己没把叶瞳拖进来是明智的选择。
韦林是同时收到三份手记的，而我只收到两份，并且时间有先后，方式也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是从同一点发现的，至少，时间应该是一致的，没道理寄给杂志社是三份一起，而寄给我却陆陆续续间隔好长的时间。
如果基于自己的推论，即所有的那多手记都是同时寄出的，那为什么最终送达我手上，却相隔这么久。而且，那一份《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我为什么没有收到？还是说，更本就只寄出两本给我？
无解。不管我正推反推，最后的结果都是悖论，自相矛盾的悖论。
还有关键，还有我没掌握到的关键！
坐在报社自己的位子上，我拿出那本2001年7月出版的《萌芽》，开始仔细地阅读《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在精彩程度上，犹胜过了我看到的前两篇手记。
五，第三篇手记
？小｜说网
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
那多
挖菜窖挖出一“怪物”外有薄膜状如动物大脑
本报讯日前，平房区居民王杰向记者展示了一块白色的像动物大脑一样的物体。它的质感和硬度有些像橡胶，外面覆盖着一层有弹性的薄膜。
据王杰介绍，此物是几天前他的朋友在双城农村挖菜窖时发现的。物体外面有一层有弹性的透明薄膜，物体的下方有两根像根须一样的东西。这个物体的硬度就像橡胶一样，上面的物质像动物的大脑一样排列着。此物长约17厘米，高10余厘米，宽度约10厘米。
2001年6月15日 哈尔滨日报
那天我到报社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一点钟。新闻部里空空荡荡，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自己来得太早了，一般大家都会在下午到新闻部，三四点钟的时候是最热闹的。只是我待在家里也没事，又没采访安排，就晃到单位来。
我正在专心玩敲砖块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听筒，总机告诉我有个人要找记者，谁都行，是哈尔滨长途。就接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声音，外地口音。
“你好，请问您是记者吗？”
“是啊。”
“怎么称呼？”
“那多。叶赫那拉氏的那，多少的多。有事吗？”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该怎么说：“我叫王亮，下周我会出差来上海，我手上有个东西，我想……您是不是有办法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没听明白，他自己的东西，自己却搞不清楚是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王亮可能知道我搞不明白，说：“你把你们这儿的传真告诉我，我传份东西来，你就清楚了。”
我告诉他传真号，他挂了电话，说待会儿再打过来。
一分钟后，我在传真机旁看到了王亮的传真，那是6月15日哈尔滨日报社会新闻版的传真复印件，内容就是本文开头的那篇报导。
我立刻就明白了王亮所说的“东西”是什么了，应该就是报导里的大脑状怪物。我曾经看到过很多这类报导，但很多是虚假新闻，也有很多是当事人搞错了，还有一小部分从此没了下文，报导中的不明生物就此杳无音讯。没想到，自己可能就有机会看到实物。
当王亮再次打来电话时，交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