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集-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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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在这个方圆几十里唯一的集镇上瞎转起来。
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村子。除过公社几个机关和一个小商店、一个邮电所、一个汽车站外，也没有多少人家和建筑。
我突然发现，一个破败的大门口挂着这公社中学的校牌。我马上想起小芳动员我到这个中学教书的事。
现在让我去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学校放学了，不见一个学生。教师们此刻大概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午睡了。我一个人手里提着空孱，开始视察这个学校。
学校看起来就像一个废弃了的大院路。院子里堆满沙子。风棵老柳树大部分的皮都牲口啃光了。到处都是马粪和驴粪蛋——看来老百姓赶集时，可以随意把牲畜拴在学校的院子里。没人管吗？两排砖砌的教室，门窗都没油漆，日经月久，木头都沤成了黑的。院子的墙角里长满杂草——这倒看起来很惹人喜欢。如果在大城市的学校，这些杂草恐怕早被铲除了，但在这里，杂草是一种很好的风景。
整个学校是用一道粘土墙围起来的。从墙里望出去，就是无边的大沙漠。现在，那沙丘已经一直涌到墙头上来了。想那二三月大风季节，恐怕这学校一夜之间就被埋在沙梁之下了……亲爱的小芳，你就让我到这里来创造那两项纪录吗？
“真不堪设想！”我自言自语说着，便离开了这个学校。
我来到商店门口，又等了二十多分钟，才终于买到了一斤酱油。返回农场时的十里路上，我仍然没有碰见一个行人。
唉，沙漠里的道路也是寂寞的……
不论怎样，小芳是为我准备了一顿味鲜美的饺子。她把一碗粉汤饺子调好后，自己先尝一尝味道怎样，才双手递到我手里——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只有自己的爱人才尝自己男人碗里的饭。她这种亲切的感情，使我忍不住鼻根发酸……
晚上，小芳细心地帮助我收拾好东西，让我早点休息，自己就过客房那边去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拿出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我眼睛模糊得连一个字也辨不清。
大大小小的蚊子、飞蛾和一些不知名的虫子，雨点般散落在书上和身体的裸露部分。窗户纸和屋顶的天花板也沾满了蚊虫，像下雨似的沙沙作响。
我不时发出一连串的叹息……
有人敲门。我穿上外衣去开门。是小芳。“蚊子太多，让我给你想想办法。”她说。
她让我到屋外去，然后拉灭了屋里的灯。她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门外面，又在煤油灯旁放了一脸盆水。
蚊子和飞蛾都纷纷从屋里的黑暗中飞出来，向煤油灯罩上扑去，然后又落在了脸盆的水里。
我们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都没有一点睡意。
我们努力搜寻着拉一些家常话。更多的时间都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深夜。偶尔有农场的工人穿着短裤出来上厕所，惊异而迷惑地看一会儿我们。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天亮……
吃完早点，小芳送我到公社的汽车站。
……当汽车开动以后，我看见她撵着车跑了几步，然后便绝望地站住，把头扭到了一边。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含着泪水向她拼命招手。别了，我亲爱的人！我爱你，但我还是要离开你。我将深切地盼望着你有一天会来到我的身边。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也盼望我来到你的身边生活，但这对我来说，也是多么困难……别了，我亲爱的人！
别了！别了！别了……
。。
你怎么也想不到20…（郑小芳）
生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汽车站回到农场的……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还是走了。
他也许再不会来这里了。他爱我，但并不爱我所坚持的生活道路。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再在一块生活呢？当他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似乎心花怒放地以为，他终于又和我并肩走在了一条路上。我甚至想对他大声朗育诵我们曾共同喜欢过的伟大的惠特曼的诗句：请和我同行吧，和我同行，你将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但是我错了。他只是来看看我。他在我和大城市之间依然选择了后者。可是，薛峰，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又要来这里呢？你把艰苦和伤心留给我，然后你走了……一种痛苦的情绪不时地涌上我的心间。是的，像任何别的女人一样，我希望按自己的思想去进行崇高的劳动和创造，但也希望在爱情上能得到幸福和满足。可是，生活往往不能如人心愿——你得到一些东西，也许就会失去另外一些东西。
可是想来想去，不管多么痛苦，该失去的也只能失去。人总不能为了得到某种感情上的满足就背叛生活的原则。
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是一无所有。我有我热爱的事业，这足以使我的精神感到充实。无论如何，我不能可再离开这里了。这里有我的花棒，我的桑树苗，我的蚕……
几天以后，我突然在一天之内同时接到薛峰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我最后一次央求你，到我身边来吧！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了！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里。”第二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刚把信塞进邮筒，我就又后悔了！我知道你不会答应我的呼唤。那么，我央求你，给我一点时间吧，让我好好想想。我说不定会很快回到你身边来的。你应该相信我，我要是再回到你那里，就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了。我现在的脑子像火烧一般疼！亲人，你答应我吧！等着我！，等着我吧！！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我把两封信放在桌子上，默默地坐了一会。
此刻，我似乎看见远方那个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怎样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一样，转圈圈走着，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拼命吸烟……我理解他的痛苦，我也知道他那矛盾的灵魂，在进行怎样一种严酷的搏斗！也许他能战胜自己，重新勇敢而高尚地直面人生。也许他仍然不能悔悟，继续在原的生活轨迹上走着……但不论怎样，我亲爱的人，我还是要对你说：我答应你，我等着你，我盼望你回到我的身边来。要知道，我虽然离你，但我一直爱着你，想念你，并且在梦中常常和你相会……回来吧！我亲爱的人！我等着你……
。。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边。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我听对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因此就打报告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的。
一般说来，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照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弦，坐在他门一堆烂柴烂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谈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同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1）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