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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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回话了！我们都来了！”门外传来一声苍老的话音。
接着，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门外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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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一幕（5）
小！说
这两个人正是红总的段司仅、侯政委。
段司令一进门就开口道：“你们二位的对话我们都听清楚啦！”声音是洪亮而有力的。刚才门外那个苍老的声音显然是侯玉坤发出的了。马延雄睁开看看他们，说：“国斌，玉坤，他们来了……”说完就又喘息起来了。喘息中带着细微的哨音。
李维光先是对这两个人的突然到来吃了一惊，随即咧开嘴明显计好地笑了笑，问：“你们两个早就来了？从哪里来的？”
“来处来的！”段司令叱咤风云地回答。他不看李维光，一眼盯着仰靠在被卷上的那张蜡白的脸。这脸安详而平静，但也坚颜而神秘！段司令紧闭着嘴巴，眼光顽固地看着这张脸，像看一件自己急忙看不明白的东西，显得严重而吃力。
段国斌身材不高，但扎实得像一颗碾场的碌碡。黄头发，黄胡须，黄眼珠。同样很黄的脸上靠左鬓角的地方，有拇指大一小块鲜红的痣。这个人前不久还仅仅是县电影站在放映员，一年多就出息得成了本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可以拯救生命，也可以扼杀生命。他有资格制定法令，也有权力废除法令；可以叫原来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变成自己的二等马弁！
侯玉坤背靠窗台抽着纸烟。他三十多岁，但容貌显得很苍老，说话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低缓，无力。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瘦身板风能吹倒。脸色永远是疲倦的，像熬了很长时间夜或者睡了很长时间觉。除非忿怒了，一般说话都很绵软。可是，俗话很对：人不可貌相。这个人的内心是一个风暴的世界；那干瘪的胸膛里经常汹涌着激浪。他是原县委秘书。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正当段司令他们苦于批不下“三反分子”马延雄的“罪行”时，他在县委机关举起了造反旗，把县常委会记录像炮弹一样源源不断运送到了造反前线。他并且做工作让县委副书记李维光“杀”出了县常委会，向红总表态亮了相。他还很快帮助段司令把分散的同派观点的人统一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社会的大动荡既产生帅才，同时也就产生谋士。如果说段国斌是一把锋利的刀，侯玉坤就是使这把刀的强有力的手。
红总“解放”马延雄这“战略性”举动，就是侯玉坤谋划的。他在那两天两夜争呼和浩特的常委会上反复地说服“鹰派”，咱造反派如今夺了党组织的权，就成了执政党哩！能闹着玩吗？执政党要执政，就要争取民心哩！这道理国民党都解开哩，咱革命造反派倒成了些糊脑松？明说哩，马延雄农民拥护嘛！咱就把他往出抬！争取民心，压垮黑指，咱们掌权，此乃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等咱的政权稳了，再把他扔掉还不行吗？“鹰派”们被他的雄辩折服了，一致同意了他的方案。会一结束，他就把李维光打发来。李维光一走，他又把段国斌拉来站在囚室门外，听里边李维光和马延雄的谈话……
此刻，他背靠着窗台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把烟郑慢慢对地到嘴唇缝上，悠然地吸进去，又悠然地吐出来；然后脖子略微向前一伸，把吐出来的烟重新又吞进嘴里。最后，才通过两道鼻子慢慢地飘散出来了。
段司令现在把目光从延雄的脸上移开了。他两手揣在裤兜里，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踱起了步。踱了一会，脚步又停在马延雄躺着炕边，黄眼睛盯着他蜡白的脸，用洪亮而有力的嗓门说：“马延雄！你到底向我们造反派表态不表态？你说嘛！你听见了没有？‘孙大圣’把你的耳朵也打塌了！嗯？”马延雄睁开眼睛，望着那一双黄眼睛说：“国斌，该说的我都给维光说了，你们也都听见了。我这人正如你们所说的，顽固不化。这些你们也都知道。另外，我还想不通哩！昨天，你们还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怎么今天我又成了个‘革命领导干部’呢？”然后他嘲弄地补充说，“你们成立革委会需要干部，维光不是个现成的人才材吗？”
他说完，眯缝着眼睛又看了看窗抽烟的侯玉坤，就把自己的目光移向了窑顶。窑顶上，一只黑色的甲虫正在慢悠悠地爬着。李维光坐不住了，咳嗽了一声，走出了房门。门外黑暗中又传来一声很用轻的吐痰声，脚步就渐渐远去了。
段国斌躁了，手从裤口袋里抽出来，两条胳膊狠狠交叉放在胸前，眼珠了一瞪：“老实告诉你！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打倒，同样，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就要叫你当‘革命领导干部’，非当不行！”
马延雄不说话了。他再能说什么呢？他眯缝着的眼睛继续望着窑顶，那只甲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掉了。
这时候，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开腔了：“老段啊，你看你！老马已经成了咱们自己人了，你怎不能一吹胡子二瞪眼呢？往后，不，很快就要一块在革委会里工作哩嘛！咱革命造反精神强，老马有经验。咱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老马的经脸搭配在一起，又有人武产中胡政委支持，这一结合，肯定能把咱县的革命搞好哩！叫黑指在一边干瞪眼吧……”他说着，痰在气管里响着，一边慢悠悠地走到马延雄身边，躬下干瘦的身子，故作吃惊地说：“哈呀！老马瘦成这个样子了？”
他扭过头来，像自己临时决定的样子对段国斌说：“老段！我看是这，叫老马今晚上就回家去吧！咱先不和他谈叙站出来的事了。先叫老马回家养几天身子，到医院看病，罢了咱再说。你看行不行？”段司令立刻说：“可以！”然后又带施舍者的神气看了一眼马延雄，补充说：“你可别忘了革命造反派的恩情！”
侯玉坤又关切地躬下身子问：“老马，要不要派人把你送送！”“……”看再没有什么回答了，俩人便互相递了个眼色，一前一后出了房门，走了……马延雄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穿上自己的破棉袄，用枯瘦的手按了按那个装地图和铅笔的破洞。
这时候，只听见外面的大铁门“哗啦”响了一声，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喊叫说：“马延雄，快往出走！”
他呻吟着下了炕，靠在墙壁上喘了几口气，然后便一步步挪出了囚室。他一步步挪过了院坝，来到监狱的大铁门前。
他把自己火辣辣的头靠在冰凉的铁门框上，歇了好久。然后才又一步步挪出了监狱的大门，没有什么人监视，看来这是真的放他出去了。旷野中第一口清冷的空气灌入了他的胸腔，使他感到一阵阵令人陶醉的眩晕。现在，他站在监狱在外边了。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像一个流浪汉。明亮的月光映照出了他的脸庞，惨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他眯缝着眼睛，贪婪地瞭望看远方群山的剪影，顺着古城墙下边的一条小路，蹒跚着向家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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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一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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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夜晚。除过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岗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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