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集-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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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酸酸的……咱们回……”
“我回家呀……”
“现在还没放学呢！”
“我的裤子又扯烂了……”我说完，掉转头就跑，并且没忘了用一只手过去遮住我的不幸的屁股蛋……
从那以后，我和小萍之间就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友谊——一个富足人家的女儿和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一切，只是感动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
她以后在学校经常找我玩，使旁的学生感到“眼红”。她甚至带我去过他们的家。我当时没学过更多的形容词，只学过一个“金碧辉辉煌”，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家。她母亲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曾经给我缝过一身崭新的卡叽布衣服。
当我把这身新衣服穿回家以后，我父母都以为我是在外面偷的，一个开口就骂，一个出手就打。当我掉着眼泪说明实情后，我父母亲也大受感动，嘴里喃喃地念叼说：老王一家人真是些善人。可就是没生养下男娃。他们这样修行积德，老天你一定会让这家人添个男丁。当时我也曾祈告过老天爷，就像我父母亲说的那样，让小萍她妈再给她生个弟弟。可后来也没有生。现在想起来这有多么可笑……
一年以后，小萍突然离开了村子。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全家都搬走了。听说她父亲报名去支援西藏，到一个叫日喀则的地方去工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后来上高中二年级时，听说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在这以后，我也考上了西北农学院，专攻麻业专业，后来又留了校，当了讲师；以后又当上了副教授……
副教授立在这杏树下，望着绿叶间那毛茸茸的青杏，两颗泪珠不知不觉从眼角里滑了出来。为了那逝去的愉快和忧伤，为了那又酸又甜的回忆，他微笑着哭了。此刻，他似乎又听见了那欢乐的、稚气的歌唱：找呀找呀找呀找，
敬个礼，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再见，小萍。实际上，我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但我永远记着你——我少年时期的伙伴！你知道吧？我现在就立在这棵我们曾共同喜爱的杏树下——我为我补过破裤子的地方，向你致遥远的祝福。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生命的根和这杏树一样，都深扎在这块亲爱的黄土地上。这里使我们懂得生活是多么美好，从而也使我们对生活抱有永不衰竭的热情，永远朝气蓬勃地迈步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用手绢沾了沾眼睛，然后像小时候一样，笨拙地攀上了这棵杏树。他摘了一颗青杏，又从树上溜下来。
他把这杏子扔嘴里，细细地品尝那股酸酸的滋味，然后便告别了这杏树，走下山来。四月的风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留着泪迹的脸颊，抚摸他那颗孩子一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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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事情是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过教过，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的原因，让我把宝贝带回家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这台收录机作伴，一个假期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不用说，山区农村现在也是相当富裕了，但收录机这样较为高档的商品还不多见，不是说没人能买得起。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东西价钱昂贵，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个“戏匣子”还不如买几头肥猪。
可是我把这台收录机带回家后，村里人又感到特别新奇：
因为据说这家伙不光能唱歌，还能把声音也“收”进去呢。于是，一到晚上，少不了有许多人涌到我们家来围着它热闹一番。他们百厌的节目是韩起祥说书。其中最热心的听众就是我父亲。父亲虽然年近六十，一个字也就识，但对什么稀罕事总是极其关心。有时甚至关心到了国外，比如经常问向我打听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对于这台收录机，他当然应该惊叹不已。尽管有线广播听了好多年，只是有一点他直到现在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小匣匣，里面就能“藏”下那么多人。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这是农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里地上铺上炸得粉咐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剔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足有一斤半），用袄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全家人先后放下了碗筷。弟妹们迫不及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刹时，屋子里剩下了我和父亲。一片欢乐而愉快的宁静。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哥匣匣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式。他的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是的，这几年家里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他此刻应该这样度过这个令人的高兴的夜晚。
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黄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是百灵鸟在叫唤。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活像一个老太太。我于是下意识地提了一眼墙壁上奶奶的照片。此刻他真像我已经去世的奶奶。奶奶的相片下，是父亲的合影。从相片上看，那时父母并不怎显老，可现在也已经像奶奶那般老了。我想，也许过不了几年，那张合影也会成为遗照。这个联想太不吉利。在我心里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记得，奶奶的相片是父亲在她老人家生前张罗着照的，父母亲的相片是我在前几年罗着为他们照的。自从照想流行以来，乡下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给年迈的双亲照张相片，然后放大，挂在墙上，以做永久的纪念。在乡下，不论走到哪家，都能在墙壁上看见几位老人的相片。他们穿戴整齐。两只粗糙的的劳动者的手，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温厚地注视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和仍在这个家生活着的他们的儿女子孙……
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外，急争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露气的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他已经把这段书听了许多遍，几乎可以背诵如流。
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并且觉得眼眶里热辣辣的。父亲，你尽情地高兴吧。你应该高兴。你和像你一样年老的庄稼人，能逢迎上而今这样的好世事，真是太幸运了。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就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是的，这现代化的设备能够留下伟人的声音，庄稼人的声音也是可以留下的。
等韩起来的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我的声音？”
“嗯。”
“能录下来呢？”
“能。”
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人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就是你的声音。就这样。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让我把我的声音录下来，以后就是你不在人世了，我们这些后人还常能听见你总说话哩！”
“搁的年代长了，声音怕要跑光了……”
“跑不了！这盒磁带不好了，还能录在另外的磁带上。”
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要说最高兴的一天，那当然是我和你妈成亲的那……你看我！说些甚！噢。对了，我记起了咱往下说……
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一前一天，公社书记来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净光。嘿嘿，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
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一块烂破子，坐在炕为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哭忄西惶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嘛，队里能有多少粮喂猪？养几头猪，卖给家，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上让你舅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唉，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
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向回，为什么哭哩？还是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嘛！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内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今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面前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声。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们后门上看有没有人。
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心的亲戚，他们市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好，我而今就是冯书记的亲戚了。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
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了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共产党里的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干部也就不说什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干部问我同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摇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场。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
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