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86作品-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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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轻蔑的态度，然而这倒没有妨碍他接受我母亲送给他的衣服之类的礼物，也没有妨碍他在我的风筝上画些长着红牙的蠢脸。我母亲不喜欢他的“骄傲”，不过对他的聪明才智却是极其佩服的。
客人没有使我们久等。五月初，从火车站驶来两辆大车，上面载满大皮箱。这些皮箱看上去那么堂皇，车夫把它们搬下车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脱掉了帽子。
“大概，”我想，“这些箱子里都是军服和火药吧。……”为什么有火药呢？多半在我脑子里，将军的概念是同大炮和火药紧密相连的。
五月十日早晨我醒过来，我的保姆就小声通知我说：“你的亲舅舅来了。”我赶紧穿上衣服，好歹漱洗一下，没有祷告上帝就飞出卧室门外去了。在前厅，我碰见一位高大壮实的先生，留着体面的络腮胡子，穿着讲究的大衣。我诚惶诚恐，吓得要死，走到他跟前，想起母亲规定的礼节，就在他面前把脚跟并拢，深深一鞠躬，再探出身子要吻他的手，可是那位先生不让我吻他的手，而且声明说他不是我的舅舅，而是舅舅的听差彼得。这个彼得的装束远比我和波别季姆斯基阔绰，他这种外貌使我极其吃惊，而且说实话，直到今天也还使我吃惊呢。难道这样庄重可敬的人，面容如此聪明严峻，竟然会是个仆役？那是为什么呢？
彼得对我说，舅舅和母亲到花园里去了。我就往花园跑去。
自然景物不知道公达索夫家族的历史和我舅舅的官品，因而比我自由得多，也随便得多。花园里热闹得很，只有市集上才会有那样的光景。无数惊鸟从天而降，划破空气，在林荫道上蹦蹦跳跳，又叫又吵地追逐金龟子。丁香丛中有成群的麻雀，从那儿，温柔芬芳的花朵直扑到人脸上来。不管往哪儿走，到处都响着黄莺的歌声，戴胜鸟和青鹰的尖叫。换了在别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追逐蜻蜓，或者拿起石块在乌鸦身上扔过去，这时候正有一只乌鸦立在白杨树下不高的干草垛上，把它的宽嘴扭到一边。可是现在我没有心思玩耍。我的心正怦怦地跳，肚子里一阵阵发凉：我正准备去见一个戴着带穗的肩章、手拿明晃晃的军刀、瞪起一对可怕的眼睛的人！
可是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失望吧！跟我母亲一块儿在花园里散步的，原来是个瘦小的人，装束考究，穿一身白绸衣服，戴一顶白色帽子。他把两只手揣在衣袋里，头往后仰，不时跑到我母亲前面去，看样子完全象是个青年人。他周身有那么多的活力和生气，直到我走近他的身后，看一眼他帽子的边沿，发现他那剪短的头发已经银白，才识破他原来已到老年。庄严的气派也罢，将军的慢条斯理的动作也罢，我一概没看见，只是觉得他象孩子似的活泼好动。我没看到直竖到耳根的高衣领，只见到一个普通的淡蓝色领结。母亲和舅舅在林荫道上散步，谈话。我悄悄走到他们后面，等着他们当中哪一个回过头来看一眼。
“你这个地方真是迷人啊，克拉嘉④！”舅舅说。“多么可爱，多么好！要是我早知道你这儿这样美，那么这些年来我说什么也不会到国外去了。”
舅舅很快地弯下腰去，闻一下郁金香。不管他的眼睛往哪儿看，一切都在他心里引起痴迷和好奇，仿佛他有生以来没见过花园和阳光普照的白昼似的。这个奇怪的人不住动弹，就象身子底下安着弹簧似的，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不容我母亲插一句嘴。忽然，在林荫道的拐角上，波别季姆斯基从一 丛接骨木后面闪出来。他的出现极其出人意外，弄得舅舅吓一跳，退后一步。这一次我的教师穿着他那件漂亮的带袖披风。他穿着这件披风，特别是从后面着上去，很象一架风车。
他的模样庄严肃穆。他照西班牙人那样把帽子按在胸口上，往我舅舅跟前跨出一步，鞠个躬，活象小歌剧里的侯爵：身子往前弯而又略为偏向一边。
“大人，我荣幸地向您介绍我自己，”他大声说，“我是您外甥的教员和导师，以前的兽医学院学生，贵族波别季姆斯基！”
教师这样彬彬有礼，使我母亲很满意。她微微一笑，屏息不动，热切地巴望他再说出一些文绉绉的话来，可是我的教师正等舅舅对他的庄严问候作出庄严的回答，就是说，照将军那样说一声“嗯”，对他伸出两个手指头去，不料舅舅和蔼地笑起来，用力握一下他的手，我的教师就心慌意乱，胆怯了。他叽叽咕咕说了句不连贯的话，嗽着喉咙，退到一旁去了。
“嗯，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舅舅笑道。“你瞧，他穿上那件披风，自以为是个很聪明的人呢！我倒喜欢这个，我敢对上帝起誓！……要知道，在他身上，在那件可笑的披风上，表现出多少年轻人的自负和生气啊！可是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忽然转过身来，看见我，问道。
“这是我的安德留宪卡，”母亲向舅舅介绍我说，脸红了。
“他给了我安慰。……”
我在沙地上把两个鞋跟并拢，深深一鞠躬。
“好小子，……好小子，……”舅舅喃喃地说着，从我的嘴唇上收回他的手，摩挲我的头。“你叫安德留宪卡？好，好，……嗯，是啊，……我敢对上帝起誓。……你在念书吗？”
我母亲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加枝添叶，夸大其辞地开始叙述我的学业成绩和良好品行。我呢，在舅舅身旁走动，按照礼节不住向他深深地鞠躬。等到我母亲开始抛出钓钩，试探地说起我既然有出色的才能，那就不妨进入中等武备学校，享受官费待遇，而我按照礼节，必须哭哭啼啼，请求舅舅说情的时候，舅舅忽然停住脚，吃惊地摊开两只手。
“圣徒啊！这是谁？”他问。
原来我们的管家费多尔·彼得罗维奇的妻子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正顺着林荫道照直向我们这边走来。她拿着一 条上过浆的白衬裙和一块长方的熨衣板。她走过我们身边，透过睫毛朝客人羞怯地看一眼，脸红了。
“这儿的奇迹层出不穷啊，……”舅舅从牙缝里吐出这么一句话，亲切地瞧着她的后影。“你这儿，姐姐，每走一步都会遇上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我敢对上帝起誓。”
“她是我们这儿的美人，……”母亲说。“这是经人说媒，由费多尔从城郊那边把她娶来的，……离这儿有一百俄里呢。
……“
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称之为美人的。她是个娇小丰满的女人，年纪二十岁上下，身材匀称，眉毛乌黑，老是面色红润，模样动人，然而她的脸容和她的全身却没有一个重大的特征，没有一个大胆的线条足以引人瞩目，仿佛大自然创造她的时候，缺乏灵感和信心似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羞怯，腼腆，品行端正，走路轻柔平稳，很少说话，难得发笑，她的全部生活就跟她的脸和梳光的头发那样平和而安稳。舅舅眯细眼睛瞧着她的后影，微笑着。母亲定睛细看他那张含笑的脸，变得严肃起来。
“那么您，兄弟，至今还没有结婚！”她说，叹口气。
“没有结婚。……”
“什么缘故呢？”母亲轻声问道。
“该怎么对你说好呢，这是生活造成的。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埋头工作，顾不上生活。等到我想要生活，回头一看，已经五十年过去了。我没来得及结婚！不过，谈这些……是乏味的。”
母亲和舅舅同声叹口气，往前走去。我却离开他们，跑去找我的教师，想跟他谈谈我的印象。波别季姆斯基在院子当中站着，庄严地瞧着天空。
“看得出来，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摇头晃脑地说。
“我希望我能跟他相处得好。”
过了一个钟头，母亲走到我们的房间里来。
“我的亲人，我愁死了，”她开口说，长吁短叹。“要知道，我弟弟是带着听差一块儿来的，可是象那样的听差，求上帝保佑他吧，既不好让他住在厨房里，也不好把他安置在前厅里，非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不可。我想不出该怎么办！也许只好这样：孩子们，你们能不能暂时搬到厢房去跟费多尔同住？把你们的房间让给那个听差住，怎么样？”
我们回答说完全同意，因为住在厢房比住在正房，处在母亲眼皮底下，要自由得多。
“简直愁死人了！”母亲继然说。“我的弟弟说他不在中午吃中饭，而要按京城的规矩，下午六点多钟才吃中饭。我简直愁得晕头转向！要知道，到七点钟，中饭的菜可就要在炉子上炖过头了。真的，男人哪怕有很大的聪明才智，对家务事也总是一窍不通的。合该我倒霉，只好做两次中饭。你们，孩子们，照旧中午吃中饭。我这个老太婆只好熬到七点钟陪我的亲弟弟吃饭。”
接着，母亲长叹一声，吩咐我要博得舅舅的欢心，说上帝是为了叫我交好运才打发他来的，然后她就跑到厨房去了。
当天，我和波别季姆斯基就搬到厢房里去了。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个穿堂屋里，在前堂和总管的卧室之间。
尽管舅舅光临，而且我们搬到新住处来，可是生活却出人意外，仍然跟先前一样疲沓而单调。“由于有客”，我们就不再上课念书。波别季姆斯基素来什么书也不看，什么事也不干，这时候照例在床上坐着，长鼻子在空中晃来晃去，不知在思索什么。偶尔他下床来试新衣服，过后就又坐上床，一 言不发，专心思索。只有一种东西惹得他心烦，那就是苍蝇，他总是无情地伸出手掌把它们拍死。饭后他照例“休息”，于是鼾声大起，弄得整个庄园人人发愁。我一天到晚在花园里跑来跑去，或者在厢房里坐着糊风筝。舅舅呢，在最初的两三个星期，我们是很少看到的。他成天价在房间里坐着工作，不顾苍蝇和炎热。他总是坐着不动，象是跟桌子粘在一起了，这种异乎寻常的功夫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他在玩一 种无法解释的魔术。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进行过有系统的工作的懒汉来说，他那种喜爱劳动的习惯简直就是一种奇迹。早晨九点钟光景他醒过来，就在桌旁坐下，不到吃中饭不站起来，吃过中饭后又着手工作，一直做到深夜。每逢我从钥匙眼里偷偷瞧他，我看见的总是那么一幅一成不变的画面：舅舅在伏案工作。工作的情形是这样：他一只手写字，另一只手翻书，而且说来奇怪，他周身都在动：一条腿晃来晃去象钟摆，嘴里不住吹口哨，而且点着头打拍子。这时候他的模样极其随便，轻浮，好象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做游戏。每次我都看见他穿着考究的短上衣，打着潇洒的领结。他身上老是有一种女人常用的香水的清香，甚至隔着钥匙眼也可以闻出来。他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来，然而他的胃口总是不好。
“我不明白我的弟弟是怎么回事！”母亲抱怨他说。“我每天都特地为他宰一只火鸡和几只鸽子，又亲手给他做糖煮水果，可是他喝上一盆清汤，吃上一小块象手指头那么大的肉，就从桌旁站起来了。我央告他再吃一点，他就回到桌旁，喝一点牛奶。可是牛奶又算得了什么呢？跟泔水差不多！吃这么点东西会饿死的。……我就劝他，可是他光是笑，说两句打趣的话。……是啊，他，这个亲人，不喜欢我们的菜！”
傍晚倒过得比白天快活得多。照例，等到太阳落下去，院子里铺开长长的阴影，我们，也就是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波别季姆斯基和我，总是在厢房的门廊上坐着。到天黑为止，我们一直沉默不语。再者，所有的话既然都已经谈完，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只有一件事是新闻：那就是舅舅的光临，可是就连这个题目不久也谈得无可再谈了。教师老是目不转睛地瞧着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深深地叹息。……那时候我不了解这些叹息，没有深究它们的含意，现在我才明白其中是大有文章的。
等到地上的一个个阴影合成一大片，管家费多尔才打完猎回来，或者从田野上回来。我觉得这费多尔是个野蛮、甚至可怕的人。他是伊久姆城一个归化俄罗斯的茨冈人的儿子，肤色黝黑，眼睛又大又黑，头发卷曲，胡子蓬松，我们柯楚耶甫卡村的农民一概叫他“魔鬼”。再者，除了相貌以外，他的性情也有许多地方象茨冈人。例如，他不能守在家里，成天价在田野上过，或者出外打猎。他阴沉，暴躁，不爱讲话，什么人也不怕，不承认有谁可以支配他。他对母亲态度粗鲁，对我称呼“你”，看不起波别季姆斯基的学问。所有这些，我们都原谅他了，认为他是个容易发脾气的和病态的人。可是我母亲喜欢他，因为他尽管有茨冈人的天性，却极其诚实，工作勤恳。他按照茨冈人那样热烈地爱他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不过他把这种爱情表现得那么阴沉，仿佛在受苦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