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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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克鲁伊夫这样的大师才配在失利的时候这样说话；同样，也只有他才懂得赞美真正的胜利。 他在利物浦对ac米兰冠军杯决赛的惊天逆转之后评论道：“新的经典又出现了。足球比赛中，能够持续九十分钟的，不可能是绝顶的技术和出色的战术，唯一能够确保的是信念和气魄。我只想说，今晚利物浦所有的小伙子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定义了境界有的时候可以超越意识。”
这位技术大师十分明白，“可以打出华美的场面，但如果这样还不能让对手降服，应该去学着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踢球。”这大概应该是他讨厌的穆里尼奥的方式。当然，克鲁伊夫评论的美妙之处在于每一次对比赛的精湛的技战术分析，很多时候，在读到他的分析之前，你甚至搞不清楚那些穿短裤的男人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究竟是在干什么？
我不止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成熟的球员侃侃而谈，说应该学会阅读比赛，（这可是个时髦的说法，当然，我只听得懂中文。）但是具体怎样阅读，却从来没有人屈尊向我们普及；直到有一天，读到克鲁伊夫谈论皇马的巨星们。他说：“这要看他们怎么踢球了。三十二岁一般是球员低谷期的开始，一些球员到了这个岁数，他们阅读比赛的能力依然很强，但真正打起来却是两码事。他们把球给别人一传，然后了事。”谁都有这一天，无人例外。但是这尖锐、风趣、权威，可以和卓越的文学评论相媲美的球评，只有听克鲁伊夫了。
新上海流水四
——南京去来
孙甘露
坐火车旅行，多么奢侈。缓慢地，在途经的每一个灰色杂乱的车站停一下，随李旭下车吸一支烟，未等抽完便在列车员的催促声中掐灭；回到车厢欣赏李旭定制的皮装和他柔软得可以捏成一团塞进口袋的皮帽。飞机令我头疼，就距离而言，南京恰好使我有理由选择火车。
旅行由江梅安排，我们去南京博物院看她策划的展览。这座又新又旧的都城，我上一次去是在十年以前——秦淮河边的状元楼，歌德学院的阿克曼组织的城市文学研讨会——孙良记得，就是那回认识了江梅，乃至其后促成了她和李旭的姻缘。
徐累驱车来接，稍后，众人在餐桌上传阅他为《经典》杂志写的《褶折》——叫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人看了暗自叹气的文章。晚餐后和朱朱孙良一起去徐累的住所看画。寒夜中，他门前的腊梅香气袭人；一时为自己的嗅觉所触动，知道我们的鼻子还在。他的隐匿在院落深处的居所，此刻暗到幽深，仿佛他作品中的屏风、被遮住一半的器物、不可见的阅读者的脸，散发着朝时代侧过身去的颓废之美。朱朱在论及徐累时以川端康成的话做注释：“颓废貌似远离神，其实是捷径”。
似乎是屏风的另一面，与玄武湖畔的徐累遥相呼应的苏州河畔的孙良，也是一位“前行物体中的后望者”，这是徐累一再提到的源自曹磊的比喻。他们的志趣似乎远离时代，但是，一如朱朱进一步引述的：“并不是那种力图成为年代见证人的写作，就能够成为其年代的见证。”在石头城，他们曲折、鲜明、幽暗或者绚烂的作品更容易被清晰地感知，这些越来越昂贵的作品，以它们“残相”般的内敛夺人眼目。
在冬日的鸡鸣寺饮茶，在小刀般的寒风中下坡解手，眺望修缮中的旧城墙，令我欣喜地意识到，来探望生活在此的朋友，看见他们的作品，我是多么幸运。
作为这次短暂旅行的必然部分，在回程的火车上闲聊时，我们偶然地谈到了“天才是否会被埋没”，或者说大师的作品在他所处的时代何以被辨认？孙良提到了维米尔，这位几乎被埋没的十七世纪的荷兰大师——他的人物和风景有一种令人惊骇的宁静安详之美。人们可以据此设想，有另一位或者更多的“维米尔”，因人类的漠视、短见、偏执而陷于历史的幽暗地带，被掩盖、遮蔽，连沉寂上百年而被重新发掘的可能也没有，仅仅是存在于和艺术史平行的另一种宇宙历史中；如此绝望而激动人心的想象长久地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无穷的“预设历史”的狂想。
因徐累为其正在主持的杂志《经典》撰写的《褶折》，我想到库切在一篇以艾略特《何为经典》为批评对象的同题演讲中的观点：“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那就是经典”，“经典就是得以存活之物”，“拷问质疑经典，无论以一种多么敌对的态度，都是经典之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批评也许是历史的狡黠手段之一。”
新上海流水五 —— 属性
孙甘露
从《季风书园》所处的地铁站爬上来，离约定的晚餐尚早，寒风把我逼进一家温暖但是生意冷清的咖啡馆。我挺享受临时的阅读，在大块琐事的缝隙，于手边的读物中，瞬间抓住若干字词和含义，仿佛在某个陌生的街角，捕获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飘出的旋律。仓促的一瞥似乎比长时间埋首书本更能令我领会言词背后闪烁的含义。
巴伦博姆，那个你也可以从电影《她比烟花寂寞》中找到的音乐家，在和萨伊德的谈话中论及那个从一页《可兰经》开始，发现了波斯诗歌，并写下了关于“他者”文化的“西东合集”的歌德；他意味深长地说：“当你阅读歌德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正像我指挥贝多芬或者布鲁克纳的作品那样。”以此强调“一个人对于不同文化的归属感”。
如同萨伊德在《格格不入》中的观点：“人的身份是一波浪潮……而不是某个固定的地方或者静止的物品。”萨伊德引申道：“我喜欢呆在纽约就是因为纽约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城市，你可以置身其中，但仍然可以身处其外。”
我试图由他们的谈话反观自己的生活，期待在上海“发现某些永恒的东西”，或者如萨伊德所回忆的开罗，“希望它是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城市”，配得上——当我身处他乡，这个念头像季风一样袭来——我今夏在淞沪抗战纪念馆认识的那些勇士，他们召唤出我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所沐浴的肃穆和悲悯；配得上他们赋予命运的意义，配得上我们对生活的谨慎展望；配得上那个感情奔涌的词：风华绝代。
我在许多地方听人用这个词赞美上海，在那些场所——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远离我的生活的奢侈、时髦和矫饰，这个词令我毫无感触，甚至引起感官的、负面的反应。但是，多么奇妙，我在一种残酷的历史记忆中认同了这个词；随之，所有宏大和微小的事物、面貌、声音全然向我汇聚。
让我回到这杯滚烫而普通的咖啡。天气忽然就冷了。树叶要么在树枝上挂着，要么就是被清扫了，那种枝叶叫寒风刮着满地乱转的时光了无踪迹。我们对季节的感知当然受到了冲击，当我们联想到洋流对大陆气候的影响时，总是隐约意识到，太平洋沿岸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所经受的自然环境之外的冲击、照拂和困扰——这通常被看作是试图从他人的角度看待我们自身，一种和“他者”彼此塑造的循环运动。
在冬季的另一天，在对比窗艺廊开幕展览期间，我随孙良参观了芝大厦的顶层，画廊主人招待宾客的处所。那个由八十多岁的法国妇人，已经停飞了的协和飞机的内饰设计师安德丽？普特曼设计装饰的套房——我想到一种“他者”的、诉诸官能的修辞——它确实令人“产生一种对于修养而非对于肉体的、奇特的情欲……”（朱朱《邂逅》）。这种感觉，也存在于李旭让我听的，一种叫做duduk的塞尔维亚管乐的吹奏中；那个瞬间，我们觉得，它可以用来为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配乐，令本地的历史和影像获得沉思般的声音属性。只怕是少有人认同那异域的悲伤。（麻烦的归属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被滥用的话，更应该在观察异族文化的时候被关注。）就像大气环流送来的讯息，你可以在其中触摸到其他大陆的纹样、肌理和边界；那在很远的地方，依然令你无法释怀的“存在”，继而你的呼吸、脉动随之起舞。
新上海流水六 —— 木心归来
孙甘露
去年四月，微凉的一晚。在虹桥，徐龙森先生收藏丰富的住所，陈丹青安排我们和木心先生会面，这是他去国多年首次返乡。陈村先到一会儿，稍后尹大为王淑瑾夫妇来，还有一些客人，大家围成一桌。主人准备了地道可口的江浙风味，席间，那随意的谈话，不经意间冒出来的回忆，因主人的家具、器物、书画，令我隐约联想到清、民国和过去不久的当下。中国的文字、上海的街巷、被蒸煮的食物，南方的新米，为木心先生的乡音所勾连。往昔、艺术、我们日日所过的微乎其微的生活，顿然因上海而涌现。我也因之语塞……
之前，我所读过的木心，不会比我读过的米歇尔？布托、或者备受争议的科埃略更多，但就是那最初的几行，以他的含蓄典雅、馥郁敏锐迅速地捕获我；而他的仪表和神态也是兼具那两位作家的安详气息。与我有幸见过的来自欧洲和南美的两位衣着讲究的风云人物一样，在木心委婉的谈吐间，有着一种明确的、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此，它不是一个时间坐标，而是一种以年代标示的感性。一种深潭之中的澄澈。）漂染过的、对艺术的挚爱。
我不确定，也许这如同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中所说的，也是一个“被误问的问题”。写下这些，是因为木心的著作将在此印刷出版吗？也许是因为老严寄来的马克？里拉的书——从照片上看，戴眼镜的马克？里拉模样像是伍迪？艾伦的表亲——令我回望七、八十年代。在某个夏季的建国路，在某个冬季的永福路，老严、何老师、周忱、许纪霖招我前去的聚会。茶、交谈，别无其他，这么简单，为什么逐渐地浮现出来，是什么东西因为阅读在和我们彼此召唤？
要不了几天，木心在美国写成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将被摆放在季风书园的书架上。而不久前，美国影星汤姆？克鲁斯来上海拍摄他的《碟中碟》系列影片时，签约将季风书园的店招搬进了他的镜头，带回美国。物换星移，世事就是这么将遥远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催促其不停地来回转化，向我们显示其耐心和魔力，所有这些比喻、象征人们都可以读到……
如同我曾经写到的，那个夜晚，当我们和木心、陈丹青在漆黑的院子里道别时，令我萦怀于胸的木心笔下的辞章，忽又闪现：“身前一人举火把，身后一人吹笛……”是啊，这是何等夜之归途。
新上海流水七——曲率
孙甘露
郭浩开车送我们去堪培拉，途中在一片辽阔的牧场边停车休息。一行人轮流进一个静谧的铁皮厕所解手，然后在茂盛的桉树下抽烟闲扯。天气晴好，隐约觉得目力可及地球曲率的极限。更远处的物体随地表逐渐向下深陷，而且看似无限地向后退却。游客总是容易小生感慨，而在家乡时却态度困倦。云朵在天上堆积，苍蝇环绕左右，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有人说：澳洲的苍蝇是干净的。
郭浩工科出身，出国前从事航空研究，结实精干，逻辑严密。他昨夜读《呼吸》，一宿未眠。他友善地指出，《呼吸》对b52轰炸机莅临投弹的描写失之严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父亲作为高射炮部队的军人，从越南作战归来，我对美军轰炸的了解，即来源于此（后来这种“了解”被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所“解构”）。对年幼的我来说，世界上只有我军和敌军两支部队，一如在另一个意义上，战略轰炸机和战术轰炸机是同一类东西；如同对某些写小说的人来说，安贝托？艾科所谓的“经验读者”和“典型读者”是同一种人。
稍后，在堪培拉中心轴线底端的战争纪念馆里，郭浩带我们重点参观了空战部分。那些悬挂着的、全解剖的早期战机，那些已经生锈的、简易的操纵系统，那些盘根错节、令人望而生畏的电路，使我对那些空中勇士的生涯顿生有节制的遐想。
人类对飞行的渴望，作为一名军人的空中经历，乃至飞行给人带来的特殊体验，对脚下的大地得以产生新的认知，圣埃克苏佩里曾经有过全面的阐述，而当我置身于一种对曾经如此激烈的空战的缅怀时，我想到的却是他在《要塞》中的另一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