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补编-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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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字的第四义
某刊物的某作家说《太白》不指出某刊物的名目来，有三义。他几乎要以为是第三义：意在顾全读者对于某刊物的信任而用“某”字的了。〔２〕但“写到这里，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了”。他说不然，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名目，岂不就等于替你登广告？〔３〕
不过某作家自己又说不相信，因为“一个作者在写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居然肯替书店老板打算到商业竞争的利害上去，也未免太‘那个’了”。
看这作者的厚道，就越显得他那位“熟悉商情的朋友”的思想之龌龊，但仍然不失为“朋友”，也越显得这位作者之厚道了。只是在无意中，却替这位“朋友”发表了“商情”之外，又剥了他的脸皮。《太白》上的“某”字于是有第四义：暴露了一个人的思想之龌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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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某刊物指《文饭小品》月刊，一九三五年二月施蛰存等创办于上海。该刊创刊号上载有署各雕菰的《疑问号》一文，对《太白》半月刊新年号所载不齐（周木斋）和何公超的文章进行嘲讽，《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不齐的《隔壁》和闻问的《创作的典范》加以反驳，《文饭小品》第二期便发表了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说：“他们两位的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查‘某刊物’这个‘某’字的意义，可有三解：其一是真的不知该刊物的名称，而姑以‘某’字代之。其二是事关秘密，不便宣布真名字，故以‘某’字代之。其三是报纸上所谓‘姑隐其名’的办法，作文者存心厚道，不愿说出这刊物的真名字来，丢它的脸，故以‘某’字代之。”接着又说，不齐、闻问所用的“某”字“不会是属于第一义”或“第二义”，“然则，岂第三义乎？”〔３〕酉生在《某刊物》一文中说，“熟悉商情的朋友”告诉他：“《太白》半月刊每期行销八千本，你们《文饭小品》第一期只印了五千本，卖完了也只有五千本销路，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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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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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衡〔２〕先生在二月十四的《火炬》〔３〕上教给我们，中国人的遇“月蚀放鞭炮决非出于迷信”，乃是“出于欺骗；一方面骗自己，但更主要的是骗月亮”，“借此敷衍敷衍面子，免得将来再碰到月亮的时候大家下不去”。
这也可见民众之不可信，正如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４〕所揭破了，他们不但骗自己，还要骗月亮，——但不知道是否也骗别人？
况且还有未经杜衡先生指出的一点：是愚。他们只想到将来会碰到月亮，放鞭炮去声援，却没有想到也会碰到天狗。并且不知道即使现在并不声援，将来万一碰到月亮时，也可以随机说出一番道理来敷衍过去的。
我想：如果他们知道这两点，那态度就一定可以“超然”，很难看见骗的痕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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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掂斤簸两”栏，省名何干。
〔２〕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种人”自居，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曾编辑《新文艺》、《现代》等刊物。著有短篇小说集《还乡集》、长篇小说《叛徒》等。
〔３〕《火炬》上海《大晚报》的文艺副刊，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主编。杜衡在该刊发表的文章题为《月蚀引起的话》。〔４〕莎士比亚（．ａｋｅ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是他早期所写的历史剧，描写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奴隶主阶级军事统帅凯撒和元老贵族之间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六月，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以谈莎剧为名，污蔑群众“没有理性”，“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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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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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日本占领了辽吉两省以来，出版界就发生了一种新气象：许多期刊里，都登载了研究日本的论文，好几家书铺子，还要出日本研究的小本子。此外，据广告说，什么亡国史是瞬息卖完了好几版了。
怎么会突然生出这许多研究日本的专家来的？看罢，除了《申报》《自由谈》〔２〕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倘使日本人不做关于他本国，关于满蒙的书，我们中国的出版界便没有这般热闹。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３〕，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也可以注意些现在好像和我们毫无关系的德，奥，匈，比……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因为这样的书，至多只能教给你一做亡国奴，就比现在的苦还要苦；他日情随事迁，很可以自幸还胜于连表面上也已经亡国的人民，依然高高兴兴，再等着灭亡的更加逼近。这是“亡国史”第一页之前的页数，“亡国史”作者所不肯明写出来的。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g！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文艺新闻》第三十八号，署名乐贲。
〔２〕《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始办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原由王蕴章、周瘦鹃等先后主编，多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黎烈文接编后，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下文所说“日本应称为贼邦”，见该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抗日之声”栏所载寄萍的文章；“日本古名倭奴”，见该刊同年十月十三日所载瘦曼《反日声中之小常识》；关于日本施行征兵制，见该刊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所载郑逸梅《纪客谈倭国之军人》。〔３〕墨子为飞机鼻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墨子为飞机鼻祖之说，当由此附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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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集”编目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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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杂言
１． 坟３００野草１００呐喊２５０二六，○○○○〔２〕２．彷徨２５０故事新编１３０朝华夕拾１４０热风１２０二五，五○○○３．华盖集１９０华盖集续编２６３而已集２１５二五，○○○○荆天丛笔４．三闲集２１０二心集３０４南腔北调集２５１二八，○○○○５．伪自由书２１８准风月谈２６５集外集１６０二四，○○○○６．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二集说林偶得７．中国小说史略３７２古小说钩沉上８．古小说钩沉下９．唐宋传奇集４００小说旧闻钞１６０二二，○○○○１０．两地书二一坟３００呐喊２５０二彷徨２５０野草１００朝华夕拾１４０故事新编１３０三热风１２０华盖集１９０华盖集续编２６０四而已集２１５三闲集２１０二心集３０４五南腔北调集２５０伪自由书２１８准风月谈２６５六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且介居杂文二集七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八中国小说史略４００小说旧闻钞１６０九古小说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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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
这是鲁迅为集印三十年来的著述先后草拟的两种编目。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致曹靖华的信中曾说：“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记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这一计划鲁迅生前未能实现。一九四一年，许广平在这两种编目的基础之上，作了调整补充，编成《鲁迅三十年集》三十册，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印行。
〔２〕本篇所列书名之后的阿拉伯数字为页数，中文数字为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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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降死不降”
生？
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试举一例罢，——他们说——汉人死了入殓的时候，都将辫子盘在顶上，像明朝制度，这叫做“生降死不降”〔２〕！生降死不降，多少悲惨而且值得同情呵。
然而近几年来，我的迷信却破裂起来了。我看见许多讣文上的人，大抵是既未殉难，也非遗民，和清朝毫不相干的；或者倒反食过民国的“禄”。而他们一死，不是“清封朝议大夫”，便是“清封恭人”〔３〕，都到阴间三跪九叩的上朝去了。
我于是不再信革命党的话。我想：别的都是诳，只是汉人有一种“生降死不降”的怪脾气，却是真的。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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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北京《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２〕“生降死不降”这是清末宣传反清时的一种说法，如汪精卫在《民报》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五年十月）发表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说：“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一般国民屈于毒焰，不得自由，然风气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说，女子之不易服，犹曰非其所严禁，至于殡殓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见先人于地下，其节弥苦，其情尤惨矣。”〔３〕朝议大夫原为清朝从四品文官的封号。恭人，原为四品官员夫人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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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蛮性”
——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２〕郑孝胥先生讲王道；〔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４〕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越山。
“天生蛮性”，林语堂的话。一九三四年夏，他因反对“大众语”而受到批评后，在给曹聚仁和陈子展的信中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见一九三五年三月《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曹聚仁《我与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所引）他还有《人间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辜鸿铭》中，吹捧辜鸿铭的“蛮子骨气”，说“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２〕辜鸿铭（１８５６—１９２８）字汤生，福建同安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回国后任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贯尊孔复古，反对革新。他曾在所著《春秋大义》（即《中国人之精神》）一书中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３〕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本唆使溥仪赴东北；次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４〕林语堂先生谈性灵三十年代，林语堂在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上，鼓吹“性灵派文学”，认为“性灵就是自我”，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五期《有不为斋随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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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为斋”
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２〕于是很有一些人便争以“有不为”名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