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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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愕氖⒒帷罚�1832年）一书中，曾加以详细陈述，而宪章派也曾把它视做一种政治方法，认真讨论过。同时，英、法两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19世纪20年代既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创造了这一词汇。它立即被工人所接受，在法国规模较小（如1832年的巴黎同业公会），在英国程度便大得多，英国人不久即推动了由欧文领导的广大群众运动，对于这样的运动，欧文个人是难以胜任的。简言之，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抱负已经形成了。与他们的雇主在大约相同时期所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起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无疑是微弱多了，也不具那样大的效力。但，它们已经出现了。
无产阶级意识与那种最好是称作雅各宾意识的东西，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雅各宾意识是指一整套由法国（还有之前的美国）大革命渗透给有思想、有信心的穷人的抱负、经验、方法和道德观念。就像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其实际表达方式是“劳工运动”、其思想体系是“平民合作”一样，作为普通人民、无产阶级，或其他被法国大革命推上历史舞台的行动者而非纯受难者，其实际表达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现在举止高雅者专属场合的人，现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们需要尊敬、承认和平等地位。他们知道这些都可以实现，因为在1793－1794年间，他们已经做到了。这样的公民并非全是工人，但所有有自觉性的工人却都是这类人。
无产阶级意识和雅各宾意识相互补充。工人阶级的经验，赋予劳动贫民日常自卫的主要机构：工会和互助会；以及集体斗争的主要武器：团结一致和进行罢工（其本身又意味着组织和纪律）。（罢工对工人阶级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发且符合逻辑的结果，以致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有各自表示罢工的当地词汇＇例如，greve， huelga，sciopero，zabastovka＇，而表示其他机构的词汇则常常是互相借用的。）虽然如此，这些发展在欧洲大陆各国，一般说来还是微弱、不稳定而且限于局部地区；即使在不那么弱、不那么不稳定和不那么受局限的国家，其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利用纯工会和互助会模式的企图，不仅是要替有组织的部分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更是为了粉碎整个现存社会，并建立一个新社会。1829－1834年间，在英国曾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宪章运动期间，又部分进行过。尝试失败了，并破坏了相当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达半个世纪之久。把各个工会组织成全国性的合作生产者联盟（如1831－1834年的建筑工人联合会及其“建筑工人议会”和“建筑工人行会”）的尝试失败了；以其他方式建立全国合作生产和“公平劳动交易所”的尝试也失败了。那种庞大得足以包罗所有工人的“总工会”，在尚未被证明比地方工会和行业公会来得强大之前，倒先被证明是软弱又难以运作。虽然这主要不是因为总工会本身固有的缺陷，而是因为缺乏纪律、组织和领导经验。在宪章运动期间，总罢工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只有（1824年）那种自发蔓延式的饥民骚动例外。
相反，属于雅各宾主义和一般激进主义，但并不特别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方法——通过报纸和宣传手册等手段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公共集会和游行示威，必要时举行暴动和起义——被证明是既有效又灵活的。的确，当这类运动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把统治阶级吓得太过分时，它们就容易流于失败。在19世纪20年代那段歇斯底里的时代里，统治者倾向于调动武装部队来镇压任何重大的游行示威（如1816年镇压伦敦斯帕广场＇spa fields＇的游行，或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peterloo＇大屠杀，当时有10名示威者被杀害，几百人受伤）。1838－1848年间，几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并未使“人民宪章”更接近于实现。不过，对一个正面较窄的战线而言，政治运动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就不会有 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会有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当然，甚至也不会有针对工厂条件和工作时间所制定的有效立法。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组织软弱的工人阶级，利用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动方法弥补了自身的弱点。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工厂鼓动”（factories agitation）弥补了地方工会的弱点，恰似1834年后，因逐放“托尔普德尔殉难者”所引起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多少可拯救一下正在土崩瓦解的“总工会”免遭覆灭一样。
可是，雅各宾传统反过来又从新兴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紧密团结和忠诚中汲取了力量，吸收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和群众性。无产阶级之所以紧密团结，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处境上忍受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一起协力，并互相依存。坚不可摧的团结，是他们的惟一武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展示其惟一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本——无与伦比的集体性。“不准破坏罢工”（或产生类似效果的话）是——而且一直是——他们道德法典中的第一戒律，破坏团结者（“工贼”〔blackleg〕一词便带有道德上的“黑色”之意）是他们群体中的犹大。一旦他们形成了哪怕是隐隐约约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游行示威就不再只是偶尔发作的“暴民”愤怒，它是没那么容易就可以平息下来的。他们是一支活跃的大军。在像谢菲尔德那样的城市里，一旦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地方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如19世纪40年代初期），一个强大稳定的无产阶级集团就会立即出现。到1847年底，在该市议会中已有八名宪章派代表，而 1848年宪章运动的全国性失败，几乎没有对该城市的宪章运动产生任何影响，那里有一两万人为该年发生的巴黎革命高声欢呼。至1849年，宪章派几乎夺得了该市议会席位的半数。
在工人阶级和雅各宾传统之下，有一种更古老的传统基础，使两者都得到加强，那就是暴动者或绝望者偶尔进行公开抗议的传统。直接行动或骚乱，捣毁机器、商店和富人房屋，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一般说来，这种骚乱反映了全面饥荒或人们在山穷水尽时的情绪，例如在受到机器威胁而衰落的手工业中，捣毁机器的浪潮几乎是定期席卷（1810－1811年和1826年，席卷英国纺织业，19世纪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则侵袭欧洲大陆纺织工业）。有时，如在英格兰，骚乱是有组织的工人施加集体压力的一种公认形式，它并不代表对机器的敌视，如矿工、某些熟练的纺织工人或刀剪工人，他们结合了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和有计划的恐怖行动，以对抗不属于工会的同僚。传统的抗争还反映了失业工人或饥民的不满。当革命走向成熟之时，由政治意识还不成熟的匹夫所发动的这类直接行动，可能会转变成一支决定性力量，特别是行动发生在首都或其他政治敏感地区更是如此。在1830和1848两年，就是这类运动在本来是无关大局的不满发泄那端，投下一枚巨大砝码，于是抗议遂变成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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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结果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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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在其思想观念和纲领上，都不是严格的“无产阶级”运动，即产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运动，甚至也不是仅限于工资劳动者的运动。更确切地说，它是代表（主要是城市的）劳动贫民所有势力和倾向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共同战线早已存在，但迟至法国大革命时，其领导和鼓舞力量仍来自自由主义的激进中产训阶级。如我们所见，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无套裤汉主义”（而且不管不成熟无产者的愿望），将它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赋予巴黎的民众传统。但1815年后的新形势却是，那个共同战线除了针对国王和贵族之外，也愈来愈针对自由中产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和意识形态当中，吸取其统一性。尽管当时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阶级几乎还不存在，而且整体上说，其政治成熟度也远不如其他劳动贫民。穷人和富人都倾向于把处于“社会中等阶层之下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划归成“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认为社会现状的确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且已无法继续下去的看法，正日渐普遍，凡对此感到忧虑的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认为那是惟一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合乎理智的判断和选择。
新兴运动的领导权，反映了事物的类似状态。最积极、最富战斗性和最具政治觉醒的劳动贫民，并非新兴工厂无产阶级，而是技术熟练的手工业者、独立工匠、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工人和其他生活、工作基本上认同于前工业革命，但却遭受到更大压力的那些人。最早的工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印刷工、制帽工、缝纫工以及类似工人组织而成。像利兹这样的城市，宪章运动的领导核心——而这是很典型的——是由一位转行到手织工的细木工、两位熟练印刷工、一位书商和一位梳毛工所组成。采纳欧文先生合作信条的人，大多数是这类“工匠”、“机械工”和手工工人。最早的德国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是云游四方的熟练手工业者——缝纫工、细木工、印刷工等。1848年，巴黎奋起反抗资本主义者，仍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尼（faubourgsaint－antoine）老手工业区的居民，而不是（如 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聚居的贝尔维尔（belleville）居民。直至工业发展破坏了这些“劳工阶级”的意识堡垒，早期劳工运动的力量才遭到致命打击。例如，1820－1850年期间，英国工人运动创建了工人阶级自我教育和政治教育机构的稠密网络——“技工讲习所”、欧文派的“科学堂”和其他机构。至1850年，英国（政治性质较明显的机构不计）有700个这样的机构，仅约克郡就有151个，另有400间报刊阅览室。但是，此际它们已呈衰落之势，而且在几十年后，大部分不是消失就是萎靡不振。
只有一个例外。惟有在英国，新兴无产大众开始组织起来，甚至开始产生自己的领袖——爱尔兰欧文派棉纺工人多尔蒂（john doherty doherty）、矿工赫伯恩（tommy hepburn）和祖德（martin jude）。工人组成了宪章运动的战斗部队，其中不仅包括技术熟练的工匠和不景气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也是其主要斗士，有时更是其领导者。但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工厂工人和矿工仍然主要扮演着受害者，而不是行动者。直到该世纪末，他们才得以参与塑造自己命运的工作。
劳工运动是自卫组织、抗议组织和革命组织。但对劳动贫民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历史则使他们脱离了传统的生活，虽然保守派曾徒劳无功地企图让他们维持或恢复那样的生活。对他们日渐被卷入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加以改变。但劳工运动却可以，或更确切地说，劳工为自己铸造的生活方式，那种具有集体性、公共性、战斗性、理想性和孤立性的生活方式，暗含着这种能力，因为斗争就是其本质。而反过来，运动又赋予其凝聚的力量和目的。自由主义的神话假定，工会是由一些无意识的鼓动者煽动那些无责任心的劳工所组成的，但事实上，无责任心的劳工根本很少参加工会，而最有才智、最称职的工人，才是工会的最坚定支持者。
在那段时期，这类“劳工世界”高度发展的最佳典范，也许仍然是那些古老的家庭代工。有像里昂丝绸工人那样的社会群体，他们总是不断造反——1831年起义， 1834年又再次起义，而且还引用米歇莱（michelet）的话表示：“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在其阴暗潮湿的巷子里，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充满甜蜜梦幻的道德天堂。”还有类似苏格兰麻纺工人那样的团体，他们接受共和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纯净信条，信仰斯维登堡（swededs昭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兼宗教作家，其宗教思想特色为坚持耶路撒冷教义。）的异端邪说，他们建有工会图书馆、储蓄银行、技工讲习所、图书馆和科学俱乐部，也设立画廊、传教场所、戒酒联盟、婴儿学校，甚至还创办花艺协会和文学杂志（邓弗姆林的《气量计》〔gasometer］），当然他们也支持宪章运动。阶级意识、战斗性、对压迫者的仇恨和蔑视，就像他们织布的机器一样，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工资以外，他们不欠富人任何东西。他们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集体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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