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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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俄英在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公开的战争叫嚣（特别是英国）那么危险。此外，英国对法国复兴的更大担忧，也减低了这种对立的重要性。事实上，“大赛局”（great game）一词，更贴切地形容了当时的情况，该词后来逐渐用来指那些冒险家和密探们，在两强的东方未定界中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使形势变得真正危险的，是土耳其内部解放运动不可预测的进程和其他列强的干涉。列强之中，奥地利显得毫无兴趣，它自己就是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帝国，动摇土耳其稳定的民族运动——巴尔干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同样威胁着它。不过，类似的威胁并不直接，虽然它们在日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法国则比较麻烦，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外交和经济影响的漫长纪录，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便试图恢复和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法国对埃及的影响更大，由于埃及国王阿里实际上是一个独裁统治者，其意愿多少能够左右土耳其帝国的瓦解或拼合。确实，19世纪30年代（1831…1833年、1839－1841年）的东方问题危机，基本上是阿里与其名义上宗主之间的关系危机，后来更因法国对埃及的支持而复杂化。然而，如果俄国不愿为君士坦丁堡开战，那么法国当然不能也不想进行战争。外交危机是存在的。但是最终，除了克里米亚插曲外，一直到19世纪结束都没有因土耳其而发生战争。
因此，从这一时期国际争端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国际关系中的易燃性材料早已存在，只不过还没有到达引爆大战的程度。在大国中，奥地利和普鲁士过于弱小不能指望太多。英国人已得到了满足。他们在1815年已赢得世界历史上任何强国所能获得的最全面胜利。它从20年的反法战争中一跃而为惟一的工业化经济强国，惟一的海军强国（1840年英国海军拥有的船舰数几乎等于其他各国海军的总和）和世界上惟一的殖民强国。似乎已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妨碍英国外交政策惟一重要的扩张主义，即英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俄国尽管并不满足，但它只有有限的领土野心，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或者看起来如此）妨碍其推进。至少没有什么东西显示出其有必要进行一场具有危险性的全面战争。只有法国是个“不满意的”强国，而且有打乱国际稳定秩序的能力。但是法国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这样做，即它能再次激发国内雅各宾主义和国外自由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革命活力。因为在正统的大国竞争方面，它已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绝不可能再像路易十四或大革命时期那样，只靠其国内的人口和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与两个或更多大国组成的联盟作战。在1780年时，法国人口是英国的2．5倍，及至1830年，两国人口数之比已超过二比三。1780年时，法国人口几乎与俄国一样多，但到了1830年，法国人数却几乎仅占俄国的一半。同时法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致命地落后于英国人、美国人，而且很快更落后于日耳曼人。
但是，对任何法国政府而言，利用雅各宾主义来实现其国际野心，代价未免太大。当法国人在1830年和1848年推翻其政权，并使专制主义到处遭受动摇或摧毁之际，列强颤抖不已。它们本可以使自己免于不眠之夜。1830－1831年间的法国温和派，甚至不准备给起义的波兰人任何一点帮助，尽管全法（以及欧洲自由派）的舆论都同情波兰人。年老但热情的拉斐德于1831年致信帕麦斯顿说：“对于波兰，你将做什么？我们可以为它做点什么？”答案是，什么也不做。法国当然乐意用那些欧洲革命来加强其自身力量，而所有的革命者也的确希望它这样做。但是这样猛然投入革命战争将导致的结果，不仅使梅特涅害怕，也令温和自由派的法国政府同感恐惧。因此在1815－1848年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会去危及普遍的和平。
在欧洲均势范围之外，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扩张和好战。事实上，尽管白人列强的势力极其强大，但其实际征服的领土还是有限的。英国人满足于一些小据点的占领，那些据点关系到英国海军对世界的控制和其以世界为范围的贸易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荷兰人那里夺取的）非洲南端、锡兰（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加坡和香港。而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急迫性——该运动既迎合了国内的人道主义舆论，又满足了英国海军的战略利益——则使英国仅在非洲沿岸保留立足之点。总的来说，英国的观点是：一个对英国开放贸易、并由英国海军保护使之不受讨厌者侵犯的世界，可在不花占领行政费的情况下，得到更加廉价的开发。只有一个重要例外，即印度，而且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与印度的统治有关。印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占有，即使大多数反殖民主义的自由贸易者也从不怀疑这点。由于印度市场日益重要，一般认为，如果由印度人自行管理的话，英国贸易肯定会遭受损失。印度对于开辟远东市场、毒品交易，以及欧洲商人希望从事的其他有利可图的活动，都是一个关键所在。中国于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打开了大门。而英国对马拉地人（mahratta）、尼泊尔人、缅甸人、拉杰普特人（rajput）、阿富汗人、信德人（sindhis）和锡克人（sikh）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则使英印帝国的版图扩张至次大陆的三分之二地区，而且英国的影响之网，已在中东地区拉得更紧，因为该地控制着通往印度的通道。从1840年起，这条通道便由p＆o公司的汽船航线为主轴，再由跨越苏伊士运河的陆上道路做补充。
虽然在扩张主义上俄国人的名声要大得多（至少在英国人眼中），但其实际征服却比较有限。在这个时期，沙皇仅只设法获得了乌拉尔山脉（ural）以东吉尔吉斯（kirghiz）草原的一些广大未征服地带，以及高加索一些经过激烈争夺的山区。另一方面，美国借由动乱和对可怜的墨西哥人所发动的战争，而获得整个西部地区，加上俄勒冈边界的南部地区。法国人则不得不将其扩张野心局限在阿尔及利亚。1830年他们在那里捏造借口入侵，并且在日后的17年里试图加以征服。直到1847年，他们才摧毁该地的主要抵抗。
无论如何，国际和平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条款必须单独提一下，即废除国际奴隶贸易。这项做法既有人道主义因素，也有经济考虑：奴隶制度令人恐怖，而且极端没有效率。此外，英国人是这一令人敬佩运动的主要国际提倡者。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来，1815－1848年的经济不必再像18世纪那样依赖于黑人和蔗糖买卖，而是取决于棉纺织品的买卖。奴隶制度的实际废除比废奴运动来得慢（当然，法国大革命已经将其扫除的地方除外）。英国于1834年在其殖民地——主要是西印度群岛——废除了奴隶制度，虽然在大规模种植农业存在的地区，不久便以从亚洲进口的契约劳工来代替。法国人直到1848年革命，才再次正式废除奴隶制度。 1848年，奴隶制度仍大量存在，因此世界的（非洲）奴隶贸易也大量残存下来。
第一篇 发展 第六章 革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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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那带着巨人声音的夜莺，惊醒了大多数沉睡者……除了为争取或反对自由而战，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些不可能热爱人类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专制君主。但是，一般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伯尔纳，1831年2月14日
已失去平衡的各国政府感到恐惧，受到威胁，并且因社会中产阶层的呼声而陷入混乱之中，他们处于国王和臣民之间，打碎了君主的权杖并盗用了人民的呼声。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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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府在阻止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上，表现得像1815年后那个时代那般明显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国大革命，甚或一场法国模式的欧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刚刚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强的最高目标，即使英国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同情在整个欧洲重新建立起来的反动专制主义，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免，但是它对一场新的法国雅各宾扩张的恐惧，恐怕更甚于其他国际偶发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义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这样流行、这样普遍、这样容易在自发感染和有意宣传的影响下传播开来。
在1815 －1848年之间，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亚洲和非洲尚末受影响，亚洲第一轮大革命，“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要到19世纪50年代才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820－1824年。欧洲地区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带，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腊（1821年）为中心。除希腊外，所有起义都遭镇压。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重新复活，该运动是受到拿破仑于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发，并在最初的尝试失败后，沦为少数偏远地区的难民和盗匪活动。西属南美的三个伟大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圣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各自建立了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共和国）。阿根廷（但减去现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内陆地区和现属乌拉圭的东班达牛仔们与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战的拉布拉他河＇river laplate＇对岸草原），以及秘鲁。圣马丁在英国激进贵族柯克兰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尔舰长》［c．s． forester’scaptain hornblower］的原型）统率的智利舰队帮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势力的最后堡垒——秘鲁总督府。到了1822年，西属南美已获解放。温和、有远识，而且具有罕见自我克制精神的圣马丁，把解放后的南美留给玻利瓦尔共和派，自己则退往欧洲隐居，靠着沃伊金斯的补助金，在通常是债务缠身的英国人的庇护地布伦（boulogne－sur…mer）度过了高贵的一生。与此同时，派去对付墨西哥残存农民游击队的西班牙将军伊图尔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与游击队联合起来共同起事，并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独立。1822年，在当地摄政领导下，巴西平静地从葡萄牙独立出来，该摄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仑垮台后，重返欧洲时留驻在巴西的代表。美国几乎立即承认了巴西这个新国家中最重要的一员；英国关心的是与他们缔结商业条约，不久也承认了它们的独立；法国人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该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发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响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大陆，因为杰克逊总统的伟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虽然与欧洲的动荡没有直接关联，但仍应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欧洲，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种动乱。比利时（1830年）从荷兰赢得独立；波兰（1830－1831年）革命在经过重大的军事行动后被镇压下去；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在瑞士盛行，那时它是一个远不如现在太平的国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开启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内战时代。甚至连英国也受到影响，部分是因为其境内火山——即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开改革鼓动的爱尔兰——随时都有喷发的危险。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相当于法国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确受到来自巴黎的强烈刺激。该时期是近代史上英国政治发展与欧洲大陆同调的惟一时期，我们可以中肯的说，若非受到辉格和托利两党的抑制，某种革命形势应可在1831－1832年的英国发展起来。而在整个19世纪，也只有这段时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纯然虚构出来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严重得多。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接下来50年的统治阶级，将是银行家、大工业家，以及有时是高级文官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得到不露锋芒或同意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贵族所接受，没有受到普选的挑战，尽管有来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满商家、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困扰。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致相似。它们都采行君主立宪，都为选举人设下财产或教育资格的限制，藉此确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国最初只有16．8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事实上，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制定的1791年宪法极其相似（实际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