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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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亲一个。
我想着我的小熊，有回生气时我扯下它惟一的眼睛，它因为胸腔里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来越多而逐渐变瘦。或者我会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运动员，按他头上的钮就会踢腿——这是我的第三个足球员，因为前两个在我两次情绪激动时弄坏了，如今这一个也被我弄坏，不知道我那受伤的足球员是否在他的藏身处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于恐怖的幻想中，想像我们的女仆哈妮姆说她在隔壁屋顶看见了貂——她用的语调跟她在谈神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些时候，我会突然听见父亲
说：“你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二十五库鲁。”
我拿不准该告诉他整件事还是该稍作修改，或干脆扯个谎，于是沉默不语。一会儿，他会笑着说：“现在太晚了——你应该马上告诉我的。”
我父亲是否也在另一个世界待过？多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怪游戏就是所谓的“白日梦”。因此我父亲的问题总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于避开纷扰的思绪，于是回避他的问题，将它抛诸脑后。
保守着第二个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动自如。当我坐在祖母对面，一道光束穿透窗帘——犹如夜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打出探照灯——只要直盯着光束，眨个眼，我就能让自己看见一个红色太空船队飘过身边。之后只要我喜欢，就能随时唤来相同的舰队，然后回到真实世界，就像某人离开房间时关掉身后的灯（一如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的真实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随手关灯）。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交换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种生活，超越博物馆里的房间、走道、地毯（我多么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边那些喜欢数学和填字游戏的实证主义男人们，假如我觉得这栋幽暗、杂乱的房子禁锢了我，对任何与性灵、爱、艺术、文学甚或神话沾上边的东西加以否决（虽然我的家人后来并不承认），假如我时而逃入另一个世界避难，那不是因为我不快乐。情况远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岁那几年，我是个聪明听话的小孩子，体会到我遇上的每个人给我的爱，被没完没了地亲吻，抱来抱去，得到哪个好孩子都无法抗拒的好东西：水果店老板给的苹果（“洗过才能吃”，母亲会跟我说），咖啡店里的人给的葡萄干（给我吃过午饭后吃），在街上巧遇姨妈时她给我的糖果（“说谢谢”）。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们斜对面那家腥臭的肉店（我记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凉爽的街上时才记起来），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样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柜的内部。街上发生小规模交通事故，引来骑马的警察时，某个成年人就会挡在我前面，使我错过大半过程。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但说实话，我的眼睛从不看球，而是看着父亲为哥哥和我准备的奶酪面包、奶酪吐司以及铝箔纸包装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处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美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爱有加，我宁愿认为
他们一般都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物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种低等粗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头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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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帕夏宅邸的拆毁
小=＿说。网
帕慕克公寓位于尼尚塔石一大块地区的边界，这块地曾是某帕夏的府邸花园。“尼尚塔石（目标石）”的名称来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改革时期，施行西化改革的苏丹谢里姆三世和马赫穆二世，在俯瞰城市的空旷山丘上练习射击射箭的区域安置了石板，石板标明箭落下或空瓦罐被子弹击碎的位置，上面通常刻着一两行文字，描述该事件。奥斯曼苏丹们担心染上结核病，渴望享受西方的舒适生活，而且想换换环境，于是离开托普卡珀皇宫，迁居新建的多尔马巴赫切宫和耶勒德兹宫，而他们的王储臣子们便开始在尼尚塔石的附近山丘上，为自己建造原木别墅。我最先的两所学校即位于王储依泽德因帕夏宅邸，和宰相瑞法帕夏宅邸。两者分别都在我就读时放火拆毁，当时我正在花园玩足球。我们家对街是另一栋公寓楼房，盖在典礼官贝伊宅邸的遗址上。事实上，我们家附近依然矗立的惟一一栋石宅，是宰相的官邸故居，在奥斯曼帝国瓦解、迁都安卡拉之后转交市政当局。我记得我去注射天花疫苗的地方是另一栋已成为议会总部的帕夏旧宅。其余的宅邸——奥斯曼昔日招待外国特使的官员府邸，以及19世纪苏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女儿们的住家——在我记忆中不过就是窗裂楼塌的砖块废墟，因羊齿植物和无人照管的无花果树而更显阴郁。忆起它们，便感受到它们在我儿时内心唤起的哀愁。1950年代末，多数宅邸皆已焚毁或拆毁，以便空出地方盖公寓楼房。
从我们位于帖斯威奇耶大街的楼房后窗看出去，在柏树和菩提树后方，你能看见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的官邸废墟，这位来自高加索的切尔卡西亚人在俄土战争期间一度担任过宰相。童年时代的他（1830年代——福楼拜在文中提到他想“迁居伊斯坦布尔，买个奴隶”的十年前）被带往伊斯坦布尔，卖做奴隶，最后进突尼斯总督家，说阿拉伯语长大，而后前往法国度过他最后的少年时光。他回突尼斯参军时，官阶一路高升，曾在指挥部、总督办公室、外交使团和财政部任职高位。他最后退居巴黎，之后，就在他迈入六十岁之时，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采纳另一个突尼斯人扎非里的建议）召他回伊斯坦布尔。在聘请他担任短期的财政顾问之后，命他做宰相。这位帕夏于是成为首先留学海外的财政专家之一，由于奉命让土耳其摆脱庞大债务，他超越了只想走西方改革路线（像其他许多贫穷国家的财政专家）的阶段。就像后任的许多人，大家对这位帕夏抱有很大期望，只因为与其说他是奥斯曼人或土耳其人，不如说他是西方人。正因为此——他不是土耳其人——他深感羞耻。据传言说，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在宫廷里讲土耳其语开完会，搭马车返家时写阿拉伯文做笔记，之后用法文向秘书口授。给他致命一击的，是有人打小报告，谣传他的土耳其话说得很糟，而且暗中打算建立一个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尽管知道这些传言大都毫无根据，多疑成性的阿布杜勒哈米德仍对这些控诉予以听信，撤去了帕夏的宰相职位。由于让一名落难宰相避居法国不成体统，帕夏被迫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余生。夏天在位于库鲁色斯梅的博斯普鲁斯海岸别墅度过，冬天则在宅邸里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其花园便是我们之后兴建公寓楼房的所在地。他不为阿布杜勒哈米德写报告时，便以法文撰写回忆录消磨时光。其回忆录（八十年后才译成土耳其文）证明作者的责任感多过幽默感：他把书献给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人因涉嫌暗杀宰相塞夫凯特未遂而被处死，此时阿布杜勒哈米德已为女儿萨蒂耶公主买下了这栋宅邸。
看着一栋栋帕夏官邸被夷为平地，我的家人处之泰然，就像我们沉着镇定地面对王子发狂、后宫妻妾抽鸦片、小孩被关在阁楼、女儿背叛苏丹、帕夏遭放逐或谋杀的种种故事以及帝国本身的衰亡。如同我们在尼尚塔石所见，共和国已废除帕夏、王储和高官，因此他们留下的空宅只成了老朽破旧的怪物。
尽管如此，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我们。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或当地的东西前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导致像我们这类家庭，虽在各方面乐见共和国的进步，却把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我后来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忧伤和神秘，儿时的我觉得是枯燥和沮丧，一种呆板的烦闷，我将之设想成我祖母穿拖鞋的脚随之踏节拍的“阿拉土喀”音乐。我借筑梦来逃避它。
惟有的另一种逃避之法是跟母亲出门。因为当时的人还不习惯每天带孩子去公园或花园呼吸新鲜空气，因此跟母亲出游的日子是重大事件。“明天我要跟妈妈出门！”我会跟小我三岁的堂弟夸耀。我们走下回旋梯后，停在面对大门的小窗前，管家（当他不待在他的地下室公寓时）从窗里看得见大家出入。我对着窗中倒影检视衣着，母亲确认我的每个钮扣都扣上。一走出门，我便惊奇地叫道：“马路！”
阳光，新鲜空气，光线。我们的房子有时很暗，跨出门就像在某个夏日骤然拉开窗帘——光线刺痛我的眼睛。我牵着母亲的手，着迷地注视橱窗里的陈设：透过布满水汽的花店橱窗，仙客来花看起来像红狼；在鞋店的橱窗里，几乎看不见的铁丝把高跟鞋吊在半空中；跟花店一样水汽腾腾的洗衣店，是父亲把衬衫送来浆烫的地方。但是我学到的第一课是从文具店橱窗看到，窗内的学校笔记本跟我哥哥用的一模一样——我们家的种种习惯和使用的东西并非独一无二，我们公寓外还有其他人过着跟我们相像的生活。我哥的小学——我也在一年后进这所小学——就在大家举办葬礼的帖斯威奇耶清真寺隔壁。我哥在家兴奋地大谈“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导致我猜想，就像每个小孩都有自己专属的奶妈，每个学生也有自己专属的老师。因此当我隔年走进学校，发觉三十二个小孩挤在一间教室，而且只有一个老师时，我大失所望——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外面的世界无足轻重，于是我更离不开母亲以及日常家居的舒适。当母亲去当地的商银分行时，我会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陪她走上六个阶梯到出纳员那里：木阶之间有缝隙，我跟自己说我有可能掉下去，永远消失。“怎么不进来？”母亲会从上面叫我，我则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我会想像母亲不断消失的情景：现在我在宫殿里，现在在梯井底部……假如我们一直走到奥斯曼贝或哈比耶，经过街角加油站，覆盖某栋公寓楼房整面侧墙的广告牌上的飞马，就会进入这些梦里。有个织补袜子兼卖皮带和钮扣的希腊老妇人，她也卖“村里来的鸡蛋”，像取珠宝似的从一只漆匣里取出一个个蛋。她的店里有一口鱼缸，在缸里浮动的红鱼张开它们吓人的小嘴，企图咬我按在玻璃上的手指，傻头傻脑地舞来舞去，总是把我给逗乐。接下来是亚库和瓦席开的小书报店，兼卖香烟和文具，店面又小又挤，多数时候我们一走进去就出来了。有一家叫“阿拉伯店”的咖啡屋（正如同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称做“土耳其佬”，伊斯坦布尔的少数黑人被称做“阿拉伯佬”），当店里的巨型咖啡研磨机像家中洗衣机开始隆隆作响，使我躲开它的时候；“阿拉伯佬”就会对我的恐惧宽容地笑笑。当这些过了时的店铺一家家关门，让位给一连串更现代的企业时，我和哥哥会玩一种游戏，其灵感与其说出自怀旧之情，不如说是想测试我们的记忆。游戏是这么玩的：一个人说：“女夜校隔壁的店”，另一个人便列出它后来的化身：一、希腊妇人的糕饼店；二、花店；三、手提袋店；四、表店；五、足球彩券商；六、画廊书店；七、药局。
在进入一家跟洞窟一样、一名叫阿拉丁的男人五十年来贩卖香烟、玩具、书报文具的店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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