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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人·兽·鬼-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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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位有识、有胆的批评家,它的摧残文物的行为,安知不是对这篇稿子最痛快有效的批评呢?想到这里,颐谷苦笑了。

建侯知道了这事,同情以外,还向颐谷道歉自己的疏忽。颐谷再没理由气愤了。过一天早晨,建侯一见颐谷,就说:“今天下午四点半钟,内人请你喝茶。”颐谷客气地傻笑着,真觉得受宠若惊。建侯接着说:“她本想认识你,昨天晚上我对她讲了淘气跟你捣乱,她十分抱歉,把淘气骂了一顿。今天刚有茶会,顺便请你进去谈谈。”这使颐谷自惭形秽起来,想自己不懂礼节,没有讲究衣服,晋见时髦太太,准闹笑话,他推辞说:“都是生人,我去不好意思。”建侯和蔼地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来的都是你听见过的人,只有在我家里,你才会看见他们聚在一起。你不要错过机会。我有事要出去,请你把第一章关于纽约的资料收集起来。到四点半,我来领你进去。假如我不来,你叫老白作向导。”颐谷整半天什么事也没心思做,幸而建侯不在,可以无忌惮地怠工。很希望接触那许多名字有电磁力的人,而又害怕他们笑自己,瞧不起自己。最好是由建侯带领进去,羞怯还好象有个缓冲;如果请老白领路,一无保障地进客厅,那就窘了。万一建侯不来,非叫到老白不可,问题就多了!假使准时进去,旁的客人都没到,女主人定要冷笑,吃东西时的早到和迟退,需要打仗时抢先和断后那样的勇气,自己不敢冒这个险。假如客人都来了,自己后去,众目所注,更受不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四时半左右,积伶着耳朵听门铃响。老白引客人到客厅,得经过书房。第一个客人来,自己就紧跟着进去;女主人和客人都忙着彼此应酬,自己不致在他们注意焦点下局促不安。

到时候是建侯来陪他进去的。一进客厅,颐谷脸就涨红,眼睛前起了层水气,模糊地知道有个时髦女人含笑和自己招呼。坐下去后,颐谷注视地毯,没力量抬眼看李太太一下,只紧张地觉着她在对面,忽然发现自己的脚伸得太出,忙缩回来,脸上的红又深了一个影子。他也没听清李太太在讲淘气什么话。李太太看颐谷这样怕羞,有些带怜悯的喜欢,想这孩子一定平日没跟女人打过交道,就问:“齐先生,你学校里是不是男女同学的?”李太太明知道在这个年头儿,不收女人的学校正象收留女人的和尚寺一样的没有品。

“不是的——”

“呀?”李太太倒诧异了。

“是的,是的!”颐谷绝望地矫正自己。李太太跟建侯做个眼色,没说什么,只向颐谷一笑。这笑是爱默专为颐谷而发的。象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欧美朦胧派作的诗,这笑里的蕴蓄,丰富得真是说起来叫人不信。它含有安慰、保护、喜欢、鼓励等等成分。颐谷还不敢正眼看爱默,爱默的笑,恰如胜利祈祷、慈善捐款等好心好意的施与,对方并未受到好处。老白又引客人进来,爱默起身招待,心还逗留在这长得聪明的孩子身上,想他该是受情感教育的年纪了。建侯拍颐谷的肩说:“别拘谨!”李氏夫妇了解颐谷怕生,来了客人,只浮泛地指着介绍,远远打个招呼,让他坐在不惹人注目的靠壁沙发里。颐谷渐渐松弛下来,瞻仰着这些久闻大名的来客。

高个子大声说话的是马用中,有名的政论家,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国际或国内起什么政治变动,他事后总能证明这恰在他意料之中,或者他曾暗示地预言过。名气大了,他的口气也大了。尤其在私人谈话时,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象他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作得主一样。他曾在文章里公开告诉读者一桩生活习惯:每天晚上他在上床睡觉以前,总把日历当天的一张撕掉,不象一般人,一夜醒来看见的还是没有撕去“昨日之日”。从这个小节,你能推想他自以为是什么样的人。这几天来中日关系紧张,他不愁社论没有题目。

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象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又说,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没有副作用。这些话都是忌妒他的人说的,当然作不得准。

这许多背后讲他刻薄话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虽没讲起抽板烟,但他的脸色只有假定他抽烟来解释。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他就是为淘气取名“[黑旦]己”的人。

科学家郑须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内心肥胖,并不枯燥。他曾在德国专攻天文学。也许受了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的领土。他自信富于诗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丰富跟科学的精确调剂融会。所以他谈起天上的星来,语气宛如谈的是好莱坞里的星。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极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他对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常发表言论,极得青年人的爱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劲。为了学生爱国运动闹罢课的事,他写一篇文章,说自己到德国学天文的动机也是雪国耻:因为庚子之役,德国人把中国的天文仪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国人的天文学理灌输到中国来,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榜样。这桩故事在平时准会大家传诵,增加他的名声。不幸得很,自从国际联盟决议予中国以“道义上的援助”,相类的名词象“精神上的胜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郑须溪因此颇受攻击。

西装而头发剃光的是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这个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最有名的一种、《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就是赵玉山定的题目。据说这题目一辈子做不完,最足以培养学术探讨的耐久精神。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仑布的发现新大陆。”哥仑布是否也认为发现新大陆并不亚于发现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他平时沉默寡言,没有多少趣味。但他曾为李太太牺牲一头头发,所以有资格做李家的惯客。他和他的年轻太太,不很相得。这位太太喜欢热闹,神经健全得好象没有感觉似的。日常生活都要声音做背景,留声机和无线电,成天交替地开着。这已经够使赵玉山头痛。她看惯了电影,银幕上的男女每到爱情成就时接吻,海陆空中会飘来仙乐助兴。所以她坚持卧室里有时必须开无线电,不管是耶稣诞夜,电台广播的大半是赞美诗,或是国庆日的晚上,广播的是《卿云歌》。可怜她先生几乎因此害神经衰弱症。他们初到北平时,李氏夫妇曾接风请吃午饭,赵太太一见李太太,心里就讨厌她风头太健,把一切男人呼来唤去。吃完饭,大家都称赞今天菜好,归功于厨子的艺术和建侯的提调。建侯说:“诸位别先夸奖!今天有赵太太,她在大学家政系得过学位,是烹饪的权威,该请她指教批评。”赵太太放不过这个扫李太太面子的好机会,记得家政学讲义里一条原则,就有恃无恐地说:“菜的口味是好极了,只是颜色太单调些,清蒸的多,黄焖和红烧的少,不够红白调匀,在感受上起不了交响乐的那种效果。”那时候是五月中旬,可是赵太太讲话后,全席的人都私下抽口冷气。赵玉山知道他太太的话,无字不误,只没法来校勘订正。李太太笑着打趣说:“下次饭菜先送到美容院去化了装,涂脂擦粉,再请赵太太来品定。”陈侠君哈哈大笑道:“干脆借我画画的颜色盆供在饭桌上得啦。”赵太太讲错了话,又羞又气,在回家路上忽然想起李太太本人就是美容医院的产品,当时该说这句话来堵爱默的嘴:“美容院还不够,该送到美容医院去。”只恨自己见事太迟,吃了眼前亏。从此她和李太太结下深仇,不许丈夫去,丈夫偏不听话,她就冤枉他看上爱默。有一次夫妇俩又为这事吵嘴,那天玉山才理过发,她硬说他头光脸滑,要向李太太献媚去,使性子满嘴咬了口香橡皮糖吐在玉山头上。结果玉山只好剃光头发,偏是深秋天气,没有借口,他就说头发长了要多消耗头皮上的血液,减少思想效率。他没候到,把这个作为借口,就别希望再留长头发了。李太太知道他夫人为自己跟他反目,请他吃饭和喝茶的次数愈多。外面谣言纷纭,有的说他剃发是跟太太闹翻了,有的说他爱李太太灰了心,一句话,要出家做和尚。陆伯麟曾说他该把剃下来的头发数一数,也许中国书刊里的误字恰是这个数目,省得再去统计。他睁大了眼说:“伯老,你别开玩笑!发现一个错字跟发现一个新大陆同样的重要……”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象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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