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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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平淡如斯。我早上碰到一个来看牙医的传教士。他像所有的其他传教士一样，告诉我，咱们没法和中国人接近，越是接近，越是被这个没法开启的精神搞垮。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们。
埃塞尔多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它是完全真实的。这就是“三个领事戴一顶帽子”，或确切地说“一顶帽子给三个领事戴”的故事。去年，皇帝死的时候，三个领事必须去省长那里做哀悼性质的拜访。考虑要穿正式礼服去，这是严格的规矩，给葬礼一些气氛。他们决定披挂上燕尾服。好吧，可是要与燕尾服配套，必须有一个高礼帽！威尔登没有，史密斯没有，威斯也没有。他们在乡下碰面，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一位英国大学教授那里找到一顶。只是，他们不能一起顶着这一顶帽子去。于是，他们去到省长家，头一个戴着帽子进去！另外两个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再把帽子传给第二个，第二个出来再给第三个……如此这般，他们让人相信，他们是要一起来拜访的，只是前后脚差了几分钟。总算尽了礼，又不失优雅！看看，咱们可真是在中国，嗯？
另一个小故事（不如前一个好玩）。有一道帝国法律，严厉禁止给女孩绑小脚。一个强大的政党起来反对这条法律，用言论，用行动，甚至用不发表这条法律的方式！为什么？因为那个古老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更优美吗？不！“因为如果他们的女人有了大脚，欧洲人就会把漂亮的女人带到自己的国家去，然后把剩下的吃掉……”。
成都，1909年11月8日
亲爱的妈妈：
旅人总是会思家。我向你承认，回到住处很令我高兴。这周我的信会更短一些，因为我有二十多封要回。
四川这片土地真是奇妙，肥沃无比。走在杉树丛里，就像在渥日山区。在甘蔗地里，就像在安提尔。这里是橘子花，那里是兰花，田野里鲜花盛开，一切都像在春天里一样绿绿的。尤其当我们从最后一个丘陵下来，刚进入成都平原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公里见方的大平原。我想起，拿破仑从阿尔卑斯山下来的时候，向他的士兵指点意大利平原的情景！
我觉得生命是奇怪的。去年，我是个雇员，今年，“我的位置提高了”，这可能会让您对所谓的伟大人物，增添一些带着淡淡微笑和忧伤的怀疑。
吻你比写信要好！
儒勒
成都，190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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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领事馆真是处在危机的边缘。邦思先生越来越虚弱，我算起来，他有两个月没吃没睡，而且还不愿听医生的话。所有人都被他的脸色吓坏了。我尤其如此，因为他已无法准确表达真实心情，而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所以我就给贝特罗先生写信了。木雅克医生决定用一些有力度的措施。他昨天来领馆开了个会，这个我一会儿再说。他到床边看了邦思先生，问他这个样子要到什么时候为止，邦思回答说，死在这里或别的地方对他来说都一样。木雅克说，他是医生，不允许再这样下去。明天（也就是今天），他要来检查，并且强迫他服用他开的药。如果他拒绝服药，因为这很可能发生——木雅克就会和埃塞尔多医生商量，一起给有关机关发电报，以获取一份对邦思先生的召回令。我们一定要走到那一步吗？照邦思先生的固执劲儿来看，真可能那样。那么在整个中国，要掀起外交官员的大调动，我真害怕被吞噬在其中。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博达尔先生到成都来代替邦思，然而这不是互换的，我不会到重庆去代替他！尽管我反复对自己说，我太年轻了，然而看看现实情况，从水路走，我离重庆只有五天行程，我又怀疑人们还是会考虑用我。因为从汉口到重庆，要二十多天的路，而从汉口调人已经是最大的可能，因为其他地方都还更远。现在，可能博达尔先生根本不来，而我几个星期后就成为总领事，等着法国那边派另一个代理人来。最终，也可能邦思先生恢复健康了。我全心希望是这样的，尽管我不太相信。反正告诉你，这些时候，领馆的日子可不太好过。
我们夜有月光，日有阳光，真是美妙。月光有一次遭到月蚀干扰。省长要求大家敲东西以防止野狗吃掉月亮。官员们都说不信，但照样敲了！在同一思路中，朝廷向官员号召，要和“风水”的迷信作思想斗争。这个词表示“风”和“水”，意味着人们不能伤害和胡乱命令生命精灵。就是因为“风水”，因为不要挡了飞行器，人们才长期不能建筑比平房更高的楼房。可是即使触犯“风水”，会很严重吗？嗯？
成都，1909年12月1日
亲爱的妈妈：
我觉得，如果你以为我是“记者”而感到耻辱，不会因为我是“作者”而生气的。这确实是品味问题。我一点没有野心让自己的名字印在蛋黄色的纸上，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因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一定会重复前人说的话。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而我的…… 至少，我给你讲了所有对我来说好玩和有趣的东西。我其实希望在旅行之后的篇章里你也注意这点。
万般柔情
儒勒
1910年，巴黎塞纳河发生水灾，连远在成都的法国领馆也发起了为灾民的集资活动。
周一，1910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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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我年轻了四五岁，又回到我是asfx的青年成员的时候了。邦思先生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给巴黎水灾的受害者捐款。由于情势紧迫，我们的所有人员都立刻调动起来。我们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邦思先生、安迪科特先生和我组成。第一个人负责从中国人那里募款；第二个负责新教教士的募款；我则负责法国教士和欧洲侨民的募款。必须说，结果非常好。安迪科特先生昨天收集了120美元；他还说要给他在国内的同事写信。我这边是这样的：威金森先生那里有50美元，里兹先生那里有25美元，德国军工厂有5美元，邦思先生那里200法郎，主教给了100法郎，埃塞尔多先生给了10法郎，图弗先生给了5法郎，马里斯的教士给了3法郎。我纠缠那些没给钱的人（因为他们没看到消息！）。我还给葛布里昂先生，以及souéifou 的主教写信，向他们每人要100法郎。过几天我们就知道省长和其他官员能给我们的有多少了钱了。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期待募的款项能超过1500法郎。如果所有的领事馆都能给出差不多的钱，就真有不少了！
今天我才第一次收到一封谈塞纳河发大水的信。天哪，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可怕了：圣多米尼克街上充满饥饿的人们；下水系统直到圣拉萨车站，都崩溃了；郊区的居民被困在水中。奢侈品商店很长时间都关闭着，外国旅行者也很久不来巴黎了。我想，要是巴黎中心形成了一个湖，所有街道上都得有好几个月的工程。我期待着，下个星期可以知道你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怎么样了。
中国的扬子江却恰恰相反，不仅没有发水，反而受到了旱灾的折磨。可是，最让民众关注的却不是干旱问题，而是另一个自然现象：哈雷彗星即将来临。中国人认为那是“扫帚星”，将会带来骚乱。
邦思当第不愧为中国通，他“嗅”到了底层的运动将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5月31日，他写道：“自从我回到成都快一年的时间内，我有太多的时候要表达这方面的意思：我写的所有的每月汇报，都想暗示一种对在民众中的不安的担忧。这种不安定所引起的麻烦或混乱不断出现，意味着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就能够引起一场可怕的大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1910年不是政治的，而是自然的。但自然出现的征兆，和人们对它的反应，恰恰是对另一种命运的恐惧的转移。实际上，中华帝国在1911年到来之前，度过了它最后的安宁时日。
我们回到1911年夏天，就像1910年夏天一样，邦思当第要去西藏地区旅行。他离开几天之后，四川省进入了半军事暴乱的情况，在后面支持的是地方议会的成员。运动原因要回溯到几年前义和团运动刚结束的时候。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好几个省的议会议员想联合起来买回在外国人手中的铁路修筑权。买回筑路权的钱对这些地方议员来说太多了。而国家为了铁路国有化，却从外国银行里借钱修路。1911年，面临着川汉（汉口）和粤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这几个相关省份的议员起来反对。四川，这个有着反叛传统，并且希望有“它自己”的铁路，以解决它地理上的封闭问题的省份，情况变得尤其激烈。
这个围困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信件电报交通变得十分困难，成都中断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被隔绝起来。儒勒这段时间写给玛利亚的信很少，用词也很谨慎。但在他的述职报告中，则表现了这些事件的严重性。9月12日的第一份相关报告中显示，儒勒立刻明白了不能轻视这场运动：
大罢工和革命性暴动是在8月24日开始的，理由是通过外国借款将铁路国有化。直到月底，运动还在持续，官府本应该能够采取措施控制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残酷的，反叛者是非常有组织的。
快到9月底的时候，儒勒告诉玛利亚，政治气氛好转了。北京的法国领事也急着向巴黎汇报：“成都的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我们才了解这是围困的结束，最严峻的时期过去了。儒勒格外平静和自信。他的上级对他倍加赞赏，成都的法国居民们也表现出一副“生活在继续”的态度。
成都，191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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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现在，欧洲和美国都正式宣告切断与成都的正常联系，一万名起义的人占领了这个城市。这个消息是这段日子里惟一让人不快的东西。幸好，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我想你们不会太长时间陷在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印象里，你们早就应该知道，起义人员在军事包围展开之前就已经撤退了。
我从公使团那里收到一封这样开头的电报：“我对于您在通信里表现出来的镇定表示敬意。”这句话使我很开心，就像听到法国公使团长因这场事而受到责备一样高兴！
我们还是操办日常的宴席：自从暴乱以来，木雅克夫人的大厨师掌控了炉灶。只要他愿意一显身手，我们就能吃得美味，并直舔手指头。这是“饥饿的恐怖”。要是你看见我们的话，就知道所有人都脸色不好！……
我不知道邦思先生在哪儿。他如果知道错过了如此一个写报告的好机会，会悔恨得揪头发。可这对他是遗憾，对我却是机会……
一千个吻
成都，1911年10月1日
亲爱的妈妈：
就像你将从我的报告里看到的那样，除了各种疾病以外，没什么新鲜事发生。幸好这种情况还不严重。我倒是没病，就是有点累。
重庆的消息说，成都被封锁了几天的事实，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们那里一向宁静，却因此而全副武装。并且在你知道的那个小丘上的领馆周围加强了防备。我们这儿呢？我们统共有两支来福手枪。我们基本上是安全的。
越深入坚持，我越感谢意外之神给我机会参与这样重要的事件，并且是独自参与。我想说这里没有上级。这是把我的词句念给德塞尔夫先生的惟一机会！
不愿再发信的邮局，终于给我们送了些信来。这是你8月17日和24日的两封信。你告诉我你要在晚餐上讲述这一切，你毫不怀疑四川将会成为一个最令人心动的话题。
再会，亲爱的妈妈，吻你一千次
儒勒
这样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击碎了。四川的情形发展到了其他地区。武汉发生了以孙稼先领导的国民革命党发动的武装暴动。
成都的情形离恢复正常还很远。到9月30日，儒勒声明他无法呈递他的每月述职报告，“邮路不通，电报的中断和报纸的停发，使我们失去了一切必要的信息”。
成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外国邮局很难工作，特殊邮递员常常不能来，以至于领馆被迫自己派遣使者，带回其他地方的口头消息！不论如何，儒勒还是设法给玛利亚发了几封信。
成都，191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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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你那样说不太合适，在9月8日的信里你写着：“独自被留下几个星期，也是给学徒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之一。”我觉得可以说，这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是学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