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文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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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点度过的；1942年一天下午，我在那荒凉的地方同他聊天（试图同他聊天）。他是个沉默寡言、想像力不多的人。他叙述的马索列尔战役仅限于杀喊声和凶猛；他临死的时刻仿佛又回到战场上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达米安了，我想回忆他的模样；他本人的相貌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甘农替他拍的一张照片。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我只在1942年年初见过一次，而他的照片却见过多次。甘农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我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寻找。也不敢找。
第二件事是几个月后在蒙得维的亚发生的。那个恩特雷里奥斯人的高烧和临终前的痛苦使我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就马索列尔的失败写一篇精彩的故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他写了一个便笺，介绍我去见指挥那次战役的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上校在一天晚饭后接见了我。他坐在天井里的一张帆布椅子上，杂乱无章而深情地回忆过去的时光。他谈到弹药供应不上，马匹疲惫不堪，士兵们浑身尘土，因得眼睛都睁不开，仿佛在迷宫中行军，萨拉维亚本来可以进入蒙得维的亚，但他没有进城，〃因为高乔人见到城市就怕〃，还谈到喉咙被割断的士兵的惨状，他叙述的内战情况在我听来不像是两支军队的冲突，反像是一个逃亡者的梦魔。他谈到伊列斯卡斯、图潘巴埃和马索列尔。他一件件事讲得如此生动，使我觉得这些事他讲过多次，他的话根本不需要回忆。他间歇时，我总算提到达米安的名字。
〃达米安？佩德罗·达米安？〃上校说。〃他在我部下。是个塔佩土著，弟兄们管他叫做雇工。〃他哈哈大笑，接着突然停住，假装或确实感到不快。
他换了一种口气说，战争像女人一样，对男人是个考验，在投入战斗之前，谁都说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汉。自以为是胆小鬼的人，可能很勇敢；自以为勇敢的人也可能是胆小鬼，那个可怜的达米安正是如此，他佩着白党的标志在酒店里进进出出，后来在马索列尔却成了脓包。有一次同酗酒的人枪战，他像是一条汉子，可是在战场上远不是那回事，战场上两军对阵，开始打炮，每个人都觉得五千个人联合起来要杀他一个。可怜的小土著，他一向赶羊药浴，突然给卷进了那场爱国战争……
塔巴雷斯的介绍使我荒唐地感到羞愧。我原指望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年前一天下午我同老达米安谈话之后，不由自主地塑造了某种偶像；塔巴雷斯的说法把它打得粉碎。我突然领悟出达米安寡言少语、离群索居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的不是谦虚，而是惭愧。我一再说服自己，一个被怯懦行为困扰的人要比一个单纯勇敢的人复杂得多，有趣得多，但无济于事。我认为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给人的印象不如吉姆老爷或者拉佐莫夫深刻。那固然不错，但是作为高乔人，达米安有责任要成为马丁·菲耶罗——尤其是在乌拉圭的高乔人面前。从塔巴雷斯的话和言外之意里我觉察到所谓阿蒂加斯主义的粗犷气息：一种也许是无可置疑的意识，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重要，从而也更勇敢……我记得那晚我们万分热情地告了别。
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迟迟不能脱稿，还缺一两处情况，我不得不又去塔巴雷斯家拜访。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马罗医生，派桑杜人，也参加过萨拉维亚领导的革命。话题自然谈到了马索列尔。阿马罗提到一些轶闻，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缓缓说：
〃我记得我们在圣伊雷内庄园宿营，又有一些人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法国兽医，战役前夕牺牲，还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的剪毛工，一个名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小伙子。〃
我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知道了，〃我说。〃就是那个被枪弹吓破胆的阿根廷人。〃
我住了嘴；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您错啦，先生，〃阿马罗终于说。〃佩德罗·达米安视死如归。那时候是下午四点来钟。红党的步兵占领了山头；我们的部队向山头持矛冲锋；达米安一马当先，大声呼喊，一颗子弹正中他前胸。他站在马蹬上，停止了呼吸，接着翻身落地，倒在乱马蹄下面。他当场身亡，马索列尔最后一次冲锋是踩在他身上过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时还不满二十岁。〃
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另一个达米安，我忽发奇想，问那土著当时喊的是什么。
〃脏话，〃上校说。〃冲锋时都满口脏话。〃
〃可能是那样，〃阿马罗说。〃不过他也喊了乌尔基萨万岁！〃
我们都不做声。上校最后喃喃说：
〃那不像是在马索列尔，倒像是一世纪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亚穆埃塔打仗。〃
他大惑不解地说：
〃我是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但我敢发誓说，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
我们无法让他想起当时情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遗忘而产生的惊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尔的英国书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阅爱默生的赏心悦目的十一卷全集时，遇到了帕特里西奥·甘农。我问起他翻译的《往昔》。他说他根本没有翻译的计划，再说西班牙文学作品已经够沉闷的了，没有必要再把爱默生介绍过来。我提醒他，他给我的信里说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译本给我，并且还提到达米安去世的消息。他问我谁是达米安。我告诉了他，但他毫无印象。我惊骇地注意到，他听我谈这事时十分诧异，我便岔开话题，同他讨论攻击爱默生的人；作为诗人，爱默生要比坎坷终生的爱伦·坡更复杂、更老练，因而更独特。
还有些事实我应该提一提。4月份，我接到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信；他理清了头绪，如今清楚地记得那个在马索列尔带头冲锋的恩特雷里奥斯人，还记得当晚在山脚下掩埋了他部下的战士。7月份，我路过瓜莱瓜伊楚；没找到达米安住过的小屋，当地谁都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人。我想向牧主迭戈·阿巴罗亚了解，因为他亲眼见到达米安阵亡；但是阿巴罗亚冬天前就已去世。我想回忆达米安的模样；几个月后，我翻阅照相本，发现我记忆中那张阴沉的脸竟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坦伯里克扮演奥赛罗的剧照。
于是我进行猜测。最简单、但也最不令人满意的设想是有两个达米安：一个是1946年在恩特雷里奥斯去世的懦夫；另一个是1904年在马索列尔牺牲的勇士。这个设想的缺点是没有解答真正的谜：塔巴雷斯上校的奇怪的反复无常的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怎么会忘掉那个复员的人的模样，甚至忘了名字。（我不同意，也不愿同意另一个更简单的猜测：那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第一个达米安。）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超自然的猜测是乌尔里克·冯·库尔曼提出的。乌尔里克说，佩德罗·达米安战斗阵亡，他死时祈求上帝让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上帝赐恩之前犹豫了一下，祈求恩典的人已经死去，好几个人亲眼看到他倒下。上帝不能改变过去的事，但能改变过去的形象，便把死亡的形象改成昏厥，恩特雷里奥斯人的影子回到了故土。他虽然回去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只是个影子。他孤零零地生活，没有老婆，没有朋友；他爱一切，具有一切，但仿佛是在玻璃的另一边隔得远远的；后来他〃死了〃，他那淡淡的形象也就消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这种猜测是错误的，然而使我得到真实的设想（我今天认为是真实的设想），既简单，又是前所未闻。我是在比埃尔·达米安厄的专著《论万能》里几乎奇迹般地发现那种设想的，《神曲·天国篇》第二十一歌里有两行诗句恰好谈到同一性的问题，引起我研究《论万能》的兴趣。比埃尔·达米安尼在那部专著的第五章里一反阿里斯多德和弗雷德加里奥·德·托尔的意见，声称上帝能实现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研究了那些古老的神学讨论，开始领悟了堂佩德罗·达米安的悲剧性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达米安在马索列尔战场上表现怯懦，后半辈子决心洗清这一奇耻大辱。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他从不欺侮人，不和人家动刀子，不寻找勇敢的名声，只在尼安开伊的田野上埋头苦干，同山林和野性未除的牲畜斗争。他一直在准备奇迹的出现，显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他暗暗思忖：如果命运给我带来另一次战役，我一定不辜负众望。四十年来，他暗暗等待，命运终于在他临终的时刻给他带来了战役。战役在谵妄中出现，但古希腊人早就说过，我们都是梦幻的影子。他垂死时战役重现，他表现英勇，率先作最后的冲锋，一颗子弹打中他前胸。于是，在1946年，由于长年的激情，佩德罗·达米安死于发生在1904年冬春之交的败北的马索列尔战役。
《神学总论》里否认上帝能使过去的事没有发生，但只字不提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那种关系极其庞大隐秘，并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取消一件遥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前。改变过去并不是改变一个事实；而是取消它有无穷倾向的后果。换一句话说；是创造两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比如说，在第一种，佩德罗·达米安于1946年死在恩特雷里奥斯；在第二种，于1904年死在马索列尔。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历史，但取消前一种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产生了我提到的种种不连贯的情况。拿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说，他经历了各个阶段：最初他记得达米安是个胆小鬼；接着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后来又回忆起他悲壮的牺牲。牧主阿巴罗亚的情况也足以证实；他死了，我知道，因为他对堂佩德罗·达米安的回忆太多。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冒相似的危险。我猜测到人们不得而知的过程，猜测到某种悖论；但是有些情况使那种可怕的特权有点逊色。首先，我不敢肯定写的是否都是真事。我怀疑我的故事里有些虚假的回忆。我怀疑佩德罗·达米安（如果真有其人的话）不一定叫佩德罗·达米安，我记忆中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有朝一日会想起他的故事是受到比埃尔·达米安层论点的启发。我在第一段里提到的诗集也有相似的原因，因为它涉及无可挽回的往昔。1951年。我认为自己创作了一篇异想天开的故事，却记载了一件真事；两千年前，始料不及的维吉尔认为自己宣告了一个人的诞生，却预言了神子的降临
可怜的达米安！他二十岁时就被死亡带到一场可悲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战争和一次自家的战役中，但获得了他心想的东西，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也许是他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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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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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
《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
我名叫奥托·迪特里希·林德。我的一个祖先，克里斯托夫·林德，在决定住恩道夫战役胜利的骑兵冲锋时阵亡。我的外曾祖父，乌尔里克·福克尔，于1870年底在马歇诺森林中被法兰西狙击手冷枪打死；我的父亲，迪特里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围攻那慕尔和两年后横渡多秒河的行动中屡建功勋。至于我，我将因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的罪名被枪决。审理过程公正合理；我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有罪。明天，当监狱的钟敲响九点时，我将接受死刑处决；我想起先辈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已接近他们的阴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就是他们。
审理期间（幸好时间不长）我缄口不语；当时为自己申辩会干扰判决，并且显得怯懦。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在处决的前夕，我可以无所畏惧地畅所欲言。我井不要求宽恕，因为我根本无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能听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国的历史和世界未来的历史。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情况目前虽然骇人听闻，不出多久将是微不足道的。明天我将死去，但我是未来几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出生在马林贝格。对音乐和玄学的两种爱好，如今几乎遗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怀着幸福感面对许多不幸的岁月。我不能一一举出有惠于我的人，但有两个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和叔本华。我也涉猎诗歌；在那些名字中我还想添上另一个伟大的日耳曼语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亚。以前我对神学感兴趣，但是叔本华以直截了当的道理使我永远偏离了这门奇妙的学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的绚丽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别人击节叹赏、欣羡不已，也会使我这个可恶的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1927年前后，尼采和施本格勒闯进了我的生活。18世纪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