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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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叔问了一个骄傲地扫着地的人，打听主管牛的孙主任的办公室。刚才老董同志对我们说过，全公社的所有的牛的生老病死都归这位孙主任管。我心中暗暗感叹孙主任的权大无边。全公社的牛总有一千头吧？排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大队，散开来能走满一条大街。这么多牛都归一个人管，真是牛得要死。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如果能让我管半个公社的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麻叔身后，进了孙主任的办公室。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不用问就是孙主任——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用左手。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缝里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丰收烟，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盘打开了的丰收烟。丰收烟是干部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丰收烟的气味当然好，那支丰收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我盼望他把烟头扔掉，但我知道他把烟头扔掉今天我也不能捡了，如果我捡了，麻叔非把我的屁股踢烂不可。我还是有毅力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克制自己的。麻叔弯了一下腰，恭敬地问：“您就是孙主任吧？”
那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麻叔马上就把老董同志开给我们的死亡证明递上去，说：“我们队里一头牛死了……”
孙主任接过证明，扫了一眼，问：“哪个村的？”
麻叔说：“太平村的。”
孙主任问：“什么病？”
麻叔说：“老董同志说是急性传染病。”
孙主任哼了一声，把那张证明重新举到眼前看看，说：“你们怎么搞得？不知道牛是生产资料吗？”
麻叔说：“知道知道，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牛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孙主任说：“知道还让它得传染病？”
麻叔说：“我们错了，我们回去一定把饲养室全面消毒，改正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让阶级敌人高兴让贫下中农难过的事……”
“饲养员是什么成分？”
“贫农，上溯八辈子都是讨饭的！”
孙主任又哼了一声，从衣袋里拔出水笔，往那张证明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墨水瓶，吹吹瓶上的灰，拧开瓶盖子，把水笔插进去吸水。水笔吸水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牛在哪里？”
麻叔没有回答。
我以为麻叔没听到孙主任的问话，就抢着替他回答了：“我们的牛在公社兽医站大门外。”
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牛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眼看看，又翻开牛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死牛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不怕传染？”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
老董同志哈着腰跑过来，站在孙主任面前，垂手肃立，鞠了一躬，说：“孙主任，您有啥吩咐？”
孙主任挥了一下手，很不高兴地说：“既然是急性传染病，为什么还放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怕传染吗？同志，你们太马虎了，这病一旦扩散，那会给人民公社带来多大的损失？经济损失还可以弥补，而政治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你懂不懂？！”
老董同志用双手摸着裤子说：“我麻痹大意，我检讨，我检讨……”
孙主任说：“别光嘴上检讨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赶快把死牛抬到屠宰组去，你们去解剖，取样化验，然后让屠宰组高温消毒，熬成肥料！”
麻叔急了。抢到牛前，说：“孙主任，我们这牛不是传染病，我们这牛是阉死的！”
我看到老董同志的长条脸刷地就变成了白色。
麻叔指着我和杜大爷说：“您要不相信，可以问他们。”
孙主任看看老董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董同志结结巴巴地说：“是这么回事，这牛确实是刚阉了，但它感染了一种急性病毒……”
孙主任挥挥手，说：“赶快隔离，赶快解剖，赶快化验，赶快消毒！”
麻叔道：“孙主任，求求您了，让我们把它拉回去吧……”
孙主任大怒：“拉回去干什么？你想让你们大队的牛都感染病毒吗？你想让全公社的牛都死掉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阶级出身？”
麻叔麻脸干黄，嘴唇哆嗦，但发不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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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
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
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会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开了眼，麻叔说。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到了撤消组长职务、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女婿张五奎。
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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