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序跋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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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nnunzio）〔3〕所作《死之胜利》，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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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一篇很短的传奇》的译文，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朝花社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
〔2〕 亚历山大三世（eui＇xnfgh o，1845—1894）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暗杀后继位。
〔3〕 但农契阿（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唯美主义作家。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拥护法西斯主义。《死之胜利》是他在一八九四年作的长篇小说。有芳信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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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家妇女》译者附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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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家妇女》译者附记〔1〕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的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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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淑雪兼珂《贵家妇女》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又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
〔2〕 这句话是在收入《奇剑及其它》时添上的。因为《奇剑及其它》中同时收有淑雪兼珂的《波兰姑娘》。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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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1〕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 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2〕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3〕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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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食人人种的话》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与作者的另一篇小说《捕狮》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本篇附于小说之前，并将最后的一段话改为：“《捕狮》和《食人人种的话》都从日本崛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
腓立普，出身于贫苦家庭，作品表现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讽刺，著有《母亲和孩子》、《贝德利老爹》等小说。
〔2〕 堀口大学 日本诗人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日本学士院文艺部会员。早年加入“新诗社”，后任大学教授。作品有诗集《黄昏的虹》等。
〔3〕 加特力教 即天主教，又称公教。加特力一词源出希腊文，意为“公”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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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译者附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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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ndr 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2〕，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3〕，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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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
〔2〕 “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 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3〕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 lunacharsky 卢那察尔斯基。
〔5〕 律师保鏕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一事。其中说：
“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
〔6〕 “老而不死” 语见《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
杜荃（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载《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鲁迅主张“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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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译者附记〔1〕
小！说
《恶魔》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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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恶魔》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2〕 川本正良 日本翻译工作者。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曾任松山高校等教授。
〔3〕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莱克兰世界文库》，德国发行的一种世界文学丛书。多数是被压迫民族作家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价格低廉，流传较广。
〔4〕 《黄花集》 北欧及俄国的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译，一九二九年二月北平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5〕 《创作年表》 指邹道弘编的《高尔基评传》（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中所附的《高尔基创作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