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序跋集-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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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濒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3〕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
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本书的这一段,就将这情形描写得非常显豁(虽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觉得“轻松”一点的分子在内)。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4〕,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但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5〕将这胡乱记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对于本期译文的我的随时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说得太简略,辞不达意之处还很多,只愿于读者有一点帮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一九三○年二月八日,l。
※ ※ ※
〔1〕 本篇连同《毁灭》第二部第一至第三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未印入单行本。
〔2〕 指藏原惟人的《法兑耶夫的小说》(洛扬译),刊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后来印入《溃灭》时,改题为《关于〈毁灭〉》。
〔3〕 乌托邦 拉丁文 ut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意为“无处”。英国汤姆士·莫尔(t.more,1478—1535)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中,描述了一种称作“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4〕 《老而不死论》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鲁迅在上海江湾复旦实验中学的讲演。讲稿佚。
〔5〕 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葛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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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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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琴》〔1〕
后记〔2〕
札弥亚丁(evgenii zamiatin)〔3〕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内战时期,他还借“艺术府”“文人府”〔4〕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颇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维克,后遂脱离,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5〕译出的,并参用尾濑敬止的《艺术战线》里所载的译本。说的是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终于只得将毒药让给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写法虽然好像很晦涩,但仔细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饥饿的作品,中国已经译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员,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说: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军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绩回籍〔6〕。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7〕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
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译出的颇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8〕从《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9〕里译过来的,柴林(leonide zarine)原译,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华旬刊》〔10〕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见一斑可推全豹的。
伦支(lev lunz)〔11〕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原译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说明,如下:
“在青年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伦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终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创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饶的天禀,竟不遑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说,殊非微细的损失的。伦支是充满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驱除朋友们的沉滞和忧郁和疲劳,当绝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一接他的讣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沉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倾向,而于适合现代生活基调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扬。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马〔12〕和司谛芬生〔13〕,竭力要领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见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则西班牙的骑士故事〔14〕,法兰西的乐剧〔15〕,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伦支,较之小说,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说的本来的性质就属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伦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16〕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书中的话和现代的话,巧施调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现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窥见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话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说,则伦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规制定期,登记期,兵营整理期中,〔17〕逃进‘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现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伦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18〕,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甸的女儿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树园》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间所作,出处与前篇同,这里并仍录原译者的话:
“斐定(konstantin fedin)〔19〕也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之一人,是自从将短篇寄给一九二二年所举行的‘文人府’的悬赏竞技,获得首选的荣冠以来,骤然出名的体面的作者。他的经历也和几乎一切的劳动作家一样,是颇富于变化的。故乡和雅各武莱夫同是萨拉妥夫(saratov)的伏尔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长于古老的果园,渔夫的小屋,纤夫的歌曲那样的诗底的环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艺术底倾向,但那倾向,是先出现于音乐方面的。他善奏怀亚林〔20〕,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处的音乐会。他既有这样的艺术的天禀,则不适应商家的空气,正是当然的事。十四岁时(一九○四年),曾经典质了爱用的乐器,离了家,往彼得堡去,后来得到父亲的许可,可以上京苦学了。世界大战前,为研究语学起见,便往德国,幸有天生的音乐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会的怀亚林弹奏人之类,继续着他的修学。
“世界大战〔21〕起,斐定也受了侦探的嫌疑,被监视了。当这时候,为消遣无聊计,便学学画,或则到村市的剧场去,作为歌剧的合唱队的一员。他的生活,虽然物质底地穷蹙,但大体是藏在艺术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实际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国,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礼了。他便成为共产党员,从事于煽动的演说,或做日报的编辑,或做执委的秘书,或自率赤军,往来于硝烟里。这对于他之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伟大的贡献,连他自己,也称这时期为生涯中的pathos (感奋)的。
“斐定是有着纤细优美的作风的作者,在劳农俄国的作者们里,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但在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义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树园》,也可以一眼便看见这特色。这篇是在‘文人府’的悬赏时,列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写那古老的美的传统渐就灭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这一种人生永远的悲剧的。题目虽然是绝望底,而充满着像看水彩画一般的美丽明朗的色彩和绰约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并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酿出特种的调和,有力量将读者拉进那世界里面去,只这一点,就证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还有中篇《anna timo-vna》〔22〕”。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与年》〔23〕的长篇,遂被称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种长篇《兄弟》出版,却因为颇多对于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赞颂,又很受批评家的责难了。这一短篇,倘使作于现在,是决不至于脍炙人口的;中国亦已有靖华的译本,收在《烟袋》〔24〕中,本可无需再录,但一者因为可以见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二则我的译本,成后又用《新兴文学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横泽芳人译本细加参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长,便又不忍舍弃,仍旧收在这里了。
雅各武莱夫(aleksandr i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里,本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气中长大;而终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狱,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多时的苦闷,在文学上见了救星,为“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个,自传云:
“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而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们》,从《近代短篇小说集》中八住利雄〔25〕的译本重译,所发挥的自然也是人们互相救助爱抚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别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