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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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满足他的需要的权利，而且在各人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证之后，也有满足他的幻想的权利。但是我们怎样能够估量他们中间各个人劳动的价值呢？

并且，他们挖出来的煤，就完全是他们的工作的结果吗？这也不是那些建筑铁道达到矿坑的人，以及在车站的四面八方修筑马路的人的成绩吗？又还不是那些耕种田地、挖掘铁矿、斩伐森林、制造烧煤的机器，渐渐地使全个矿业发达的人吗？

要把这些人各个间的工作划出一个区别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们工作的结果来估量他们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们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劳动的钟点来算分数，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应该承认一切参加生产做工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其次应该承认他们的安乐的权利。

然而我们且就人类活动的任何另一部分——就各种生活现象的全体来看。我们中间究竟谁能够为他的工作来要求最高的酬报呢？是诊断疾病的医生呢？还是那个用她的合于卫生的看护治好病人的看护妇呢？最初发明蒸汽机的那个人呢？还是那个偶然一天拉绳子（这绳子从前用来拉开舌门，使蒸汽从活塞下进去）疲倦了，把绳子缚在机器的杠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游戏，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发明了现代机器的主要部分——自动的舌门的小孩呢？

是火车头的发明家呢？还是那个提议用枕木来代替石头（从前铁道下面用石头来垫，因为没有弹力，所以火车时常出轨。）的纽卡斯尔的工人呢？是火车的司机人呢？还是那个执红绿小旗叫火车停止或前进的打旗号的人呢？

我们又把那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线的功劳归给什么人呢？归给那个在博学的科学家们宣言海底电线不能通消息的时候，坚持着要这样做的电气工程师呢？还是归给那个曾进言说用不着粗大的绳索而应该代以藤一般的电线的地文学家莫理①呢？或是归给那些不分昼夜在“大东方”②船的甲板上一码一码地检查海底电线，把那轮船公司的股东误放在电线的不导电的外包里面，使电线无用的钉子一一拔去的不知何方人氏的志愿者呢？

①m．f．maury（1806—1873），英国水道学者。——译者②greateastern，船名，原书缺，这是依据伦敦自由出版社的小册子《工钱制度》（thewagesystem，1920年新版）补入的。——译者

并且就较大的范围来说，即在包含着快乐、忧患、以及种种临时变故的人生的巨大的领域中，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该记得某人对他尽过职务，而且是个很大的职务，倘使有人用金钱来估量那职务的价值，他就会生气的。有时这种职务不过是一句话——一句合时的话，有时或者又是要几年几月的经营才做得到的。难道对于这“不可计算的”劳役，我们能够用“劳动券”去估量么？“照各个人的成绩计算！”然而假使各人不愿意使他的劳役超过自己所得到的金钱，钞票或社会的报酬，那么，人类社会将不能继续到二代以上。假使做母亲的不肯花费光阴养育她的儿女，假使各人不能够得到相当的代价，便一点东西都不肯拿给别人，假使人们看不见酬报的地方，就不肯多给一点与别人，那么，人类种族便要灭亡了。

假使资产阶级的社会仍旧一天一天地腐败下去，假使我们已经走入一条没有出路的穷巷里面，非用大刀、阔斧、火把来攻击旧制度，便不能够脱逃出来；这全是因为我们计算得太厉害了。这是因为我们心中存着“为求获得方肯给与”的观念。这是因为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以债权和债务为基础的商务公司。

而且，集产主义者自己也知道的。他们含含糊糊地知道，如果实行“以各人的工作成绩为标准而分配”的原理，社会便不能够存在了。他们以为个人必要的需要（我们不是说奢侈的欲求）常常不能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朴①说：“这个原理（卓越的个人主义的原理）会被为着儿童与青年的教育（包含他们的养育和寄宿）的目的而行的社会的干涉，以及关于病者、弱者的扶助和老年劳动者养老院等等的社会制度所缓和了。”他们知道一个有了三个小孩的四十岁的男子，他的需要总比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多些。他们也知道一个夜夜不睡，坐在摇篮旁边喂小孩吃奶的妇人，不能够和一个睡眠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样多的工作成绩。他们似乎也知道那些为着社会劳动过度以至于衰弱的男女，多半不会再比那些随便把光阴消遣过去，过着国家高官的特权生活，自饱私囊的先生们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①cesardepaepe（1842—1890），比利时劳动党的创立者。——译者

他们极力设法和缓他们的原理。他们说：“社会自然会来养育小孩，自然会来扶助老人和弱者。社会自然会拿需要（而不用工作成绩）来做价值的尺度，以缓和此种工作成绩的原理。”

慈善，慈善，永远是基督教的慈善，这次却由国家来做了。改良孤儿院，实行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和缓他们的原理了。然而他们还是免不掉有那种“先弄个伤痕，然后再来医治”的思想！

因此，在否定了共产主义，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便发觉他们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生产者的需要，这需要他们现在也承认了。不过他们要国家来估量这需要，而且要国家来确定究竟需要与劳动是否相称。

国家要做慈善事业。从这里去英国的贫民救济法与贫民习艺所仅差一步而已。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异，因为甚至我们所反对的社会的这个继母，也已经不得不缓和她的个人主义的原理了：她也不得不在这同样慈善的形式之下，而且对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让步了。

她也害怕她的商店被抢劫，特来施舍最下等的饮食；她又建立医院（大概是设备得很坏的，但有时也有极其壮丽的）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她依照工作的钟点付给报酬以后，她也常常照顾被她掠夺了的那些人的子女。她想起他们的需要，又来做点慈善事业。

我们常常说过，贫穷是财富的第一原因。创造第一个资本家出来的便是贫穷。因为在我们常常听见人说起的“剩余价值”蓄积起来以前，就有许多人迫于饥寒不得不卖却他们的劳力，以免饿死。贫穷造就了资本家。至于中世纪中贫民的数目急速地增加，便是由于国家建立以后随之而起的侵略与战争，以及因掠夺东方各国而产生的财富之增加。这两个原因，便把农村与都市的人民的联络切断，教他们废止从前在部族生活时代中实行的连带责任，而代以有利于掠夺者的工钱制度的原理。

难道生出这种原理的革命，敢称为社会革命吗？社会革命，这对于受饿，受苦，被压迫的人，是一个何等亲切的名辞！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旧的制度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之下打得粉碎的时候，呼声便起了：“我们要的是万人的面包，住居和安乐！”人民会听从的；他们要说：“我们要来满足我们自己从没有忘记过的对于生活，幸福和自由的渴念。等我们人人都尝到了这种快乐的滋味，我们便要动手来工作，把中产阶级统治的痕迹，和它的从帐簿中得来的道德，‘借贷’的哲学，‘我的，你的’的制度，一起来毁灭。象蒲鲁东所说：‘我们一面破坏，一面建设’；我们将以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名义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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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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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生产

Ⅰ

如果我们以一种完全和一切强权学派的不同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及其政治组织，不是以国家为起点，而下及于个人，乃是以自由的个人为出发点，而后达到自由的社会，这时候对于经济问题，我们也采取这同样的方法。我们在讨论生产、交易、租税、政府等问题之前，应该先研究个人的需要（欲求）和满足此等需要的方法。

初看起来好象这两者的区别是很小的，其实此种区别就会把御用的经济学完全推翻。

不论翻开任何经济学家的著作，最先总是讨论生产，即是分析现在用来制造财富的方法，如分工、工厂及其机械、资本的积蓄等等。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着手的。至于消费，即是现社会中用来满足个人需要的方法，只不过在他们著作的后面才略略谈到，而且他们只解释在那些互相竞争占有财富的人中间财富是怎样瓜分的。

也许你要说这是合于论理的。满足需要之先，自然应该制造用来满足需要的物品。然而在生产任何物品之前，是不是必须先感到了需要吗？譬如人去狩猎，牧畜，耕种，制造器具，后来又发明机械，这不都是先感到必要才做的吗？支配生产的不应该是对于需要的研究吗？所以应该先考究需要如何，然后再讨论为着满足此等需要应该有怎样的生产组织，这至少也是很合于论理的。

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学，则经济学的形态会完全变更的。经济学不再是单纯的事实的记载，而成了一种科学；我们并且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人类需要（欲求）及以人类精力之可能的最少的耗费来满足此种需要的方法之研究。”它的真正的名称，应该是社会生理学。它实在与动植物的生理学所构成的科学并立。所谓动植物的生理学，即是动植物的需要及满足此需要的最有利的方法之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所占的地位与有机体的生理学在生物科学中所占的是相同的。

譬如说，人类结合而成为一社会。大家都感到住卫生房屋的需要。野蛮人的小屋已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需要着稍为住得舒服的坚固的房屋。于是发生了下面的问题：依照现在人们的生产力来说，究竟所有的人都能够各有各的房屋么？难道又有什么东西阻碍着他们，使他们不能得到呢？

而且当我们发出这个问话后，我们便知道在欧洲的各个家庭都能够有一所完全象现在在英国、比利时或蒲尔满城①里的房屋一样舒适的住宅，或者和那类似的一套房间。人只要做了一定的日数的工作，就可以造成一所家具完全、电灯辉煌、空气流通、异常清洁的房屋了。

①pullmann－city，这是美国工业家蒲尔满（g．m．pullmann，1831—1897）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为他的公司的工人建筑的一个小城，居民共有一万人，都是在蒲尔满公司的锻铁、制造火车头、铁道材料等等部分做工的劳动者。这可以说是一个工人城。——译者

然而十分之九的欧洲人从来不曾住过一所卫生的房屋，因为一般平民天天都要去为着满足统治者的欲求做工，永远没有闲暇和金钱来建造自己所梦想的房屋。要是现在的社会状态继续不变，他们便不能够得着房屋，而且只有永远居住在仅能容膝的小屋里面。

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方法是和经济学家的方法完全相反的。他们相信所谓生产的法则是一定不变的，他们又计算每年新造的房屋的数目，用统计来指明，因为新造的房屋太少了，不能满足一切人的需要，所以十分之九的欧洲人是不能不住小屋的。

更就食物而言。经济学家逐一计算了从分工所得的利益；便告诉我们说，分工后有些人应该做农业的工作，有些人则应该从事制造业的工作。他们说，农夫出产这样多，工厂生产那样多，交易就照那样的方法进行；他们又分析贩卖、利益、利润或剩余价值、工钱、租税、银行事务等等。

然而我们听他们说了这样久，却毫无所得。假使我们来问问他们：“各个家庭每年已经能够生产足以养活十人，二十人乃至一百人的小麦了，为什么还有百万的人类得不着面包呢？”他们仍然唱起从前那个单调的赞美歌来回答我们——什么分工、工钱、剩余价值、资本等等，而且还是达到“生产不能满足万人的需要”的同一结论。其实纵使这个结论是真实的，也不能答复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问的是：“人们究竟能否以自己的劳力去获得自己所需要的面包？要是不能够，那么，他是受着什么的阻碍呢？”

现在有三亿五千万的欧洲人。①他们每年需要这么多的面包，这么多的肉、酒、牛乳、蛋、牛油等等。他们又需要这么多的房屋和衣服。这是他们的需要的最小限度，他们能够生产这一切东西么？要是能够，难道还有充足的闲暇来研究科学、艺术、娱乐么——换句话说，就是还有余暇来享受在绝对必需的物品以外的各种事物么？假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