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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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方面，当农夫知道他们的勤劳不会再被拿去帮助懒惰的富人的时候，生产额立刻就会增加起来。新区域的土地要开垦出来了，改良的新器械也要使用了。
米席勒①论及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告诉我们说：“当1792年法国农夫从地主手中取回他们垂涎已久的土地时，他们耕种土地的热心和勤恳是从来不曾有过的。”②
①米席勒（j．michelet，1798—1874）是法国的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第二版增订本，共六卷），《法国史》（histoiredefrance）等书。——译者
②著者在他的另一著作《法兰西大革命史》（全集第八卷）中说：“1794年的第一次丰收拯救了三分之一的法国，至少农村是如此，因为这时城市仍有粮食缺乏的恐惧。”——译者
自然，在短期间内集约农法便可以得到众人的采用。改良的机械，化学肥料以及其他的这类物件都成了社会的共有财富，由公社来供给。然而事实指示出来，在法国及其他各国，最初也会有农产物减少的现象。
无论如何，还是预先估计着从外国输入的和从内地送来的东西总是减少，这样倒更聪明，——那么有什么方法来补救这样的减少呢？
没有别的，只有我们自己开始来工作！救济的方法近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必徒费脑力去求诸远方了。
大都市和乡村一样，都应该着手来耕种土地。我们必须恢复生物学上所说的“各机能的总合”——就是说，在分工之后，又实行“全工”：这是遍于全自然界的进程。
此外，且撇开学理不谈，环境的力量会生出这样的结果。巴黎如果知道在八个月后，面包便要缺乏，它就会立刻开始种起小麦来。
土地是不会缺乏的，因为在大都市的周围，特别在巴黎周围，大地主的花园和娱乐场是很多的。这几千英亩的地面，只须加以熟练农夫的劳动，立刻会比那被日光晒干了的南俄罗斯的草原更要肥腴，出产更多的田野便会在巴黎的四周出现了。劳动是不会缺乏的。假若巴黎的二百万的居民一旦停止供给俄国王公，罗马尼亚贵族以及柏林金融家的太太们的豪华娱乐品，那么，他们的注意会转到什么地方去呢？
有了现世纪的一切机械的发明；有了习于管理复杂机械的劳动者的智慧和技能；有了发明家、化学家、植物学教授以及象金内威黎的市场园艺家那样的实际植物学家；有了这些人用来增加和改良他们的器械的一切工具；更加上巴黎人的团结精神，他们的勇气和精力——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的公社有了上述的一切，在它的支配之下，它的农业当然和埃尔坛纳的粗笨农业大不相同。
蒸汽、电气、太阳热、风力、都可以随人取用了，蒸汽锄、蒸汽犁可以很快地做准备的粗工作；地面因为犁来犁去，已成了肥沃的土壤；只需要人们的聪慧的注意（女子比男子注意得更周到），地面即为葱葱郁郁的植物所掩盖了；——而且一年不仅一次，竟会有三四次之多。
从有经验的专门家学习了园艺耕作的方法；又用小小的土地来做各种不同栽培法的试验；互相比赛看谁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不做过度的工作，由于身体的运动便恢复了在都市里所缺乏的健康的体力。——这样，男子、妇女和小孩都喜欢到田间去劳动；这不再是奴隶的苦役了，这是一种快乐、一种节日、一种快乐与健康的更新。
“世界上无不毛之地，土地的价值因人而定。”——这便是近代农业的结论。去向土地要求面包，假使你要求得当，它一定会给你的。
就象在塞纳和塞纳—瓦兹两省那样小的地方，即使要它们养活象巴黎那样大的都市，实际上也会产出充足的食粮的。除此以外，并无别法。
农业和工业的联合，一个人同时做农夫又做工人——无政府共产主义倘使起初便以充公作出发点，结果会把我们引到这方面去的。
让革命一直向前猛进，饥馑并不是革命的可怕的仇敌，可怕的危险是在中途停顿，在怯懦，在顽迷。这危险丹东已经看破了，他便向法国叫道：“大胆！大胆！更要大胆！”①先有大胆的思想，然后才有大胆的行为。
①丹东在1792年9月2日对巴黎民众演讲“祖国的危急”（据a．aulard说，这似乎是为着阻止“9月屠杀”而发的），结尾的话是：“……就要响起来的警钟并不是惊慌的信号，这是袭击祖国的敌人的信号。为了要征服他们，我们应该大胆，更要大胆，永远大胆，这样法国才会得救。”（见h．fleischmann编的丹东的演讲录，1920年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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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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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居
Ⅰ
曾经仔细注意过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劳动者中间发达的人，一定会觉得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民的居住问题）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达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在法国各大都市和许多小城市中，一般的劳动者已经渐渐地断定住宅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些被国家所承认为房主的人的私有财产，这是确实的事实。
这种思想在人民的心中自然发展起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所有权”应该扩张到房屋上面去的。
房屋并不是房主建筑起来的。这是由那些求最低的工钱来活命，在木厂、砖瓦制造所和工场里做工的无数的劳动者建筑、装饰、装置起来的。
至于房主所花费的金钱，也不是他自己的勤劳生产出来的。这和一切其他的财富一样，也是由于那种只付给劳动者所应得的工资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而掠夺了其余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方法积蓄起来的。
而且——这种办法的罪恶在这一点上是最为明显的——房屋的实际价值是由房主可以从房屋收得的利润而定的。这种利润又是由于那房屋建筑在一个都市里的事实的结果——即是说因为这房屋是建筑在千万所房屋的中间，是在一个有铺石的街道，有桥梁，有码头，有美丽的公共建筑物的大都市中，一个有着辉煌的灯光，而且能够供给居民以农村间所不知道的无数的愉快与便利的大都市中，一个常与其他的都市交通而且自身又是工业、商业、科学、艺术的中心的大都市中，一个由二三十代居民的劳力造成的这样又美丽、又卫生、又宜于居住的大都市中，所以这房屋才有很高的价值。
譬如说在巴黎某处有一所房屋，价值一百万法郎，并不是因为造这所房屋所费的劳力值得一百万法郎，不过是因为这所房屋是位置在巴黎罢了；由于几百年间的无数劳动者、艺术家、思想家及学者文人的供献，才使巴黎成了工业、商业、政治、艺术与科学的中心；而且因为巴黎有着它的过去的历史；又因为靠着文学的力量，巴黎各街市的名称遍传于国内和国外；又因为这是五十代的法国国民在一千八百多年间的勤劳的结果，——这样才使巴黎的房屋能够有很高的价值。
然则，要不是去作那不义的事，谁还敢把在巴黎这样的都市中的一小块土地，一所小建筑物占据在自己的手中呢？谁又有权利来出卖这共同遗产中的最小部分呢？
在这一点上，劳动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巴黎被围困，无产阶级已高唱拒绝房主要求的条件时，这不纳租钱居住的观念已经很明显地存在着了。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时代，巴黎劳动者已经期待着公社的会议大胆地决定废除房租了。在未来的新的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便是贫民关心着的第一个问题。
无论在革命的时候或在和平的时候，劳动者必须有房屋居住的，在他的头上不能不有屋顶来遮盖烈日和暴雨。但是，纵使他住的房屋是怎样坏，怎样污秽，而房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他逐出的。固然，在革命的时候，房主找不到捕役和警察来把劳动者的褴褛的衣服和其他的东西拿出来抛到街上去；然而谁又知道新政府明天要怎样做呢？谁又能断言不再用暴力，不再有警察来逼迫劳动者搬出他们所居住的破屋呢？我们难道不曾看见巴黎公社只免除4月1日以前——只是4月1日以前——的房租的布告吗！①在4月1日以后，虽然那时尚在混乱时期，工业也完全停滞了，但房租仍是必须缴纳的。至于那些武装起来防卫巴黎独立的革命者，除了每日三十个苏的薪金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养活他一家人了！
①3月30日的公布：此布告废除1870年10月、1871年1月与4月的房租。——著者
那么，劳动者必须明白地知道在拒绝付给房租与房主时他们不仅是乘着强权瓦解的机会而行的。他们应该知道房租的废除是一般人公认的原则；不纳租钱而居住是平民高声宣言的一种权利了。
这种办法实在是和每个正直的人的正义感相和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等着这些组织临时政府的中产阶级中间的几个社会党人来采用这种办法呢？假使要那样做，我们就只有长久地等待着——其实，恐怕还要等到反动重来呢！
因此，那些热诚的革命家便排斥制服和徽章等等东西（这是强权与奴隶制的招牌），他们仍以平民的身分生活在平民中间，与民众共同工作，使房租的废止和房屋的充公成为事实。他们培养着思想，使思想向着这方向发展；当他们工作的结果应熟的时候，人民便进而着手把房屋充公了，自然总有一些妨碍这个的理论——如什么要赔偿房主的损失，什么应该先有必要的基金之类，但这是不足虑的。
在房屋实行充公的那一天，从来被掠夺的劳动者将知道新的时代来了，劳动不再受富贵权势的桎梏了，平等是公然地宣布了，革命已经成了真实的事实，并不是象从来那样的戏台上的假东西了。
Ⅱ
假使充公的观念一经人民采用，那么虽有许多来威胁我们的障碍也不足虑，充公是会渐次实行的。
自然那些穿着新制服坐在市政厅里靠背椅上的好人物一定要忙着来堆积障碍。他们要谈论怎样赔偿房主的损失，制出统计表，做出长的报告书等等事情。他们的报告是极长的，一直会到人民在这种被强制的怠惰的状态中不能够再等待了，不能够挨饿了，可是总不曾见着这些官员的调查得到何种效果，后来便灰心短气，丧失了对于革命的信念，走向反动派去了。新官僚政治结果会使充公成了万人疾视憎恶的东西。
这里实在有一个岩礁，会把我们的希望撞沉的。然而假使人民用耳朵来听听那些迷惑他们的似是而非的议论，知道新的生活需要着新的社会状态，假使他们自己起来担任这个工作，那么，充公的实行便不会遇到多大的困难了。
你们要问：“然而怎样呢？要怎样才能够呢？”我们要试来答复这个问题，不过要审慎一下。我们并不想把充公的计划极详细地描写出来。我们早就知道凡是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所能够指示的，总不及实际出现的时候好得多。人们靠着简单的方法，会成就更大的事业，并且还比较用别人预先想定的方法所得着的结果更要好些。我们现在只指出不待政府的干涉而可以成就充公的方法。我们对于那些断言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想用别的方法来回答。我们只要答复说，我们并不绝对地主张何种特别的组织方法。我们所注重的是指示充公只能够由人民的发意而成功，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够有效。
事实看来似乎是这样，当充公实现的时候，各区、各街、各巷都有志愿队组织起来，并且着手调查房屋的数目，何处是空着的，何处是住满了人拥挤不堪的，何处是污秽的陋巷，何处是住的人数少而地方宽，应该把那些拥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的许多人搬些过去，——这些都应该调查得清清楚楚。在几天之内这些志愿队要把所属各街、各巷、各区的一切住宅、租屋、公馆、别墅等等的房间和整套的房间究竟是卫生或不卫生，大或小，宽或狭，臭秽或华丽等等调查得极清楚，制出全部的表册来。
这些志愿队自由地互相通声气，所以他们的统计，在极短期间内便可以完成。若说虚伪的统计，这是可以在什么局里或事务室里制造出来的；然而正确而精密的统计却非由个人着手担任不可，而且要由简单进到复杂。
于是，那些市民并不等待什么人的允许，就快快地跑去寻找那些住在污秽狭小的房屋中的同伴，并且向他们说：“同志们，这次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要误解它。今晚上在某处开会；所有的邻居都会到的。我们要重新分配住房。如果你们嫌那污秽狭小的房子不好，那么，请来选择一所有五间屋子的住宅，只要你迁移进去以后，什么事都由你自己处理，无论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必害怕。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