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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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将来无论何处都要实行大规模的充公，而且如果欧洲的某一个大国实行了这种政策，其他各国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确实的；然而革命的开始便会表现出地方性的差异，革命的进行在各国也是不同的。在1789—1793年之间，法国农民费了四年之力，才得摆脱对于封建领主权利的赔偿的负担，中产阶级费了四年之力，才得颠覆了王权。我们须把这个记在心里，再来观察革命渐渐地自然发展。假使我们看见革命的进行有时不免迟缓，我们也不必垂头丧气。无论如何，在最初欧洲各国的革命是否都有显明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还是疑问。我们要记着德国至今还是在做实现联邦帝国的梦。德国的进步的各党派还在梦想实现一个象1848年法国的雅各宾的共和国和路易·布朗的“劳动组织”；同时，在另一方面，法国平民却很热烈地要求一个自由的公社，无论共产主义的公社也好，其他的公社也好，但总要是自由的。

将来的革命发生的时候，即便是德国也要比1793年法国的行动更要进步些，这在道理上也可以相信得过。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比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②更进一步的；法国人民在一击之下，便把王室、地主、贵族等的权力消灭了，而英国尚保留着此等权力以至于今日。然而倘使德国将来比较1793年的法国更进一步，而且会做出更大的事业，那么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促成此次革命发生的思想会是1848年的思想；而鼓励俄国革命的思想也许会是1789年和1848年的思想的结合。

②指推翻国王查理一世的革命，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判处死刑。——译者

我们虽然不把这种预料看得过分的重要，但我们也可以得着下面的结论：欧洲各国的革命各有一个不同的性质；就是关于财富的社会化一点，也不是到处一样的。

难道真如人们常说的，做运动的先锋的国民有和留在后方踌躇不前的国民调整步调的必要么？我们必须等着一切文明国内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成熟么？当然不能这样做！纵然我们愿意这样做，也是不能够的。历史不能等待立在后面的人。

并且，我们还不相信在任何国家内，革命是一举或一瞬间就可以成功的，如某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一般。①假若法国的六个大都市——巴黎、里昂、马赛、里尔、圣德田、波尔多（bordeaux）——中间的一个宣布成立了公社，其他的五个皆会起而仿效的，还有许多小城市也会照这样做，这是靠得住的。于是各种矿山区和工业中心地也必急速和“所有主”、“雇主”脱离，由劳动者自身组织成自由团体。

①最有害的谬说莫过于论及柏林3月18日革命之肤浅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所宣传的“一日的革命”，以为这“一日的革命”已使普鲁士成立了代议制的政治，其实这是极错误的。我们已经看见这谬说在1905至1907年间在俄国所造成的弊害了。事实是这样；普鲁士直到1871年才和现在（1913年）的俄罗斯一样有些叫做“宪法”那样的纸片，然而并没有代议制的政府。在1870年以前国务大臣可以随意提出任何预算案，国民不得过问。——著者（英文本）

然而许多乡村地方还没有进步到那一点。公社已经革命化，而乡村却依旧抱着观望的态度，还在个人主义的组织之下过活。可是农民因为没有公差和税官来搅扰他们，他们对革命党也不怀着敌意，宁肯利用这新时势来拖延偿付本地掠夺者的债款。然而他们以实际的热诚（这是一般农民暴动的特质，我们还记得1792年的法国农民的热烈的劳作）竭力耕种土地；既不纳租税，又不付押款，他们对于土地便自然更加爱惜了。

说到其他的国家，革命会到处爆发，不过革命的面目却是不相同的；这一个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那一个国家又实行联合制，其细目虽不一致，但大体上各处多少都采取社会主义的。

Ⅵ

现在我们再说到那革命的都市，看看那里的市民怎样才能够为他们自己备办食粮。假若国民全体还没有采行共产主义，他们又怎样能够得着必须的食品呢？这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且拿法国的一个大都市——就拿首都巴黎来说也可以——来说。巴黎每年要消费几千吨的谷类，四十万头牛，三十万头犊牛，四十万头猪，二百万余头羊，此外还有许多野禽。这个大都会还要用去二千万磅以上的牛油，二万万个鸡蛋，其他物品的消费也是依着这个比例的。

巴黎消费的麦粉和谷物都是从美国、俄国、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印度等处输入；畜类是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罗马尼亚和俄国等处输入的；至于杂货，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

我们现在且来考究看巴黎或其他的大都市怎样能够靠着法国内地出产的食粮来维持，又怎样能够使农人高兴地把这些食物从各地方送来。

在那些信赖“强权”的人看来，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他们起先会建立强固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设置一切强制压迫的机械——警察、军队、断头机等。这政府会把法国所有的生产物登记下来。然后它把法国划成各个供给区，命令把指定量的某种食粮于某月某日送到某个地方，在某个车站交付，在那里又在一定的日期，由一个特别的官吏领收，放在特别的仓库里去。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样的解决不仅不会受人欢迎，而且到底完全不能实行。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管笔坐在书斋里可以做这样的梦，然而要是他和实际生活接触一下，那么，便会证明出来这种理想是不可能的了。——1793年的事便是一个证据；因为这一类的理论太轻视人类的独立精神。这种举动会引起普遍的暴动的，会使再有三四个旺代省①出现，并且会引起农村对都市的叛乱；倘使某一个城市要把这样的制度强迫施行于全国，那么，全法兰西皆会武装起来反抗这城市的。

①法国西部旺代省（vendée）的农民在1793—94年曾激烈地反对革命。——译者

雅各宾派的乌托邦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我们再看另外有没有适当的组织方式呢？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农村地方使大都市受着饥饿，这样杀死了革命。并且在1792至1793年中间法国谷物的生产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然而农民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己有，而且得到收获后，却不肯卖给那些使用纸币的人。他们把产物藏起来等待价格增高，或者等别人用金币来收买。国民公会①虽然用过最严厉的手段，也没有什么功效；虽以死刑来恐吓农民，也不能解散其党徒，使他们出售其谷物。国民公会的议员曾毫无顾忌地把那些不肯拿谷物到市场去卖的人捉来斩首，又把在食粮方面投机的人毫无容赦地处以死刑。但是无论如何，谷物仍旧不来，使都市的人苦于饥饿。

那么，用什么东西来报酬农夫的辛苦呢？土地债券么？②那是市价天天跌落的纸片。那是票面印出500利弗③而并无真实价值的纸币。一千利弗的纸币不能买一双长靴；农夫终年劳苦得到一张纸币，连一件衬衣也买不到。

①1792年9月屠杀后，立法议会即无形消灭，9月20日一个革命的议会正式成立，即是国民公会（conventionnationale）。——译者

②assignat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以土地为担保而发的纸币。——译者③利弗（livre），法国古货币名。——译者

只要这种没有价值的纸币——不管它叫做“土地债券”也好，或叫做“劳动券”也好——仍还拿给农业生产者作为报酬的时候，情形总是一样的。农村便把生产物藏起来使都市苦于穷乏，虽象前次那样杀死一些反抗的农夫，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不再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和农夫的勤劳交易了，我们要拿农夫目前需要的制造品来和他们交换。他们没有耕田的适当器具，没有避寒的衣服，没有可以代替灯芯或蜡烛的微光的洋灯和煤油，也没有锹、锄和草镰。在现社会情形之下农夫连什么东西都没有，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在苦斗和穷乏的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东西都不能够到他们的身边；因为他们没有钱来买这些东西。

都市革命后，应该立即着手制造农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制造那些富豪的太太小姐们的装饰品了。巴黎的缝纫机也应该制造乡下人的衣服：做工的衣服和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英、俄等国的贵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们穿的高价的晚礼服了。各工厂各制造所也应该立刻从事制造耕作器械、锄头、草镰等等器具，不必再等英国送这些东西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应该再遣派什么挂着红的或虹色的肩章的监察员到乡下去，命令农人把生产物拿到这里或那里了；只是派几个亲切的代表到乡里用和睦友善的样子对乡下人说：“我们要你们的产物，可是你们也可以随便在我们的仓库和店铺里取用你们需要的东西”。于是粮食便从各地方送来了。农夫只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其余的全送到城市里来，这是自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觉得都市的劳动者是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弟兄，而决不是掠夺者了。

也许有人要告诉我们说，同时需要着工业的完全的变革。当然，在某一些部门这是不错的；然而在有一些部分便可以很快地改造过来，使衣服、钟表、家具以及其他现在都市以额外价值售与农夫的简单器械都由农人自由取用。织工、裁缝、鞋匠、洋铁匠、木匠以及其他许多工匠、技术家等不再制造奢侈品了，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的制造上面，这是很容易的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应该完全相信这种变革，并且把它视作正义和进步的行动；而一般人也不会再被某一些理论家的得意的梦想所欺骗了——他们认为革命只限于占取工业的利润，而让生产和商业仍旧照现在的样子存在，其实这样的革命的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我们对于整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么纸片去欺骗农夫——纵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额，也是无用的；我们要用他们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换他们的生产品。于是土地的产物便可以源源地输到都市里来。假使不曾做到这样，我们的都市便受着饥饿、反动与失望亦将接踵而至。

Ⅶ

我们已经说过，大都市需用的谷物、麦粉、肉类等不仅是从国内各地方购来的，而且还有些是从国外买来的。各国输进巴黎物品虽有很多的香料、鸟类以及各种美味，但谷物和肉类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城市应该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赖外国。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虽有很多的出现于西欧市场上，然而并不是因为输出这些物品的各国已经十分有余了，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象牧场上生的蒲公英一样是自然生长的。例如在俄国，农民每日做十六小时的工，然而为了把小麦输出外国，缴纳地主和国家的租税的缘故，每年竟要挨饿三个月乃至半年之久。当俄国农村收割好了的时候，警察便立刻出现了，要是农夫迟纳租税或未把地主的租钱付清，他就随便把他们的牛马拿去公卖；要避免这个办法，农夫只有含着眼泪承认把谷物卖给经营输出业的商人。通常农夫都愿意只留下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都卖去，免得别人把他们的牲畜拿去贱价出售。这样，因为要维持生活到第二次收获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树皮和草叶拌合在麦粉中吃，在丰年他们只吃三个月的树皮和草叶就够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六个月之久；同时在伦敦的人，却用他们（俄国农夫）的小麦做成饼干来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俄国农夫便会留着很充足的面包预备给他和他的小孩食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夫也要照这样做；我们希望印度人照这样的好例做去，也可以得着利益；要美国的农夫来完全补足欧洲谷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难。所以要靠他们供给小麦和玉蜀黍以满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的文明是基础在对劣等种族和工业落后国家的榨取上面的，那么，革命的第一个恩惠，便是威胁这“文明”，使所谓劣等种族把自己解放出来。

然而这个大恩惠会使输入西欧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给，现出显著的减少现象。

要预言各地方的事务进行的状况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隶将乘着革命的时机伸直他的弯曲的背。他们不再象现在那样，每天做十四、五小时的工作了，他们只做工七、八小时，其结果自然要减少主要消费物（谷物与肉类）的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