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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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散布的谣言。
如果真是地主或是特务，那倒又是一桩事，但是这些坐老虎凳的人明明是普通的农民。他知道王同志实在很知道他们并不是特务的爪牙。当然这样说是比较好听，报告上去也可以春王同志保留一点脸面。难道王同志就为了这个原因就这样诬陷他们？这人如果真是坏到这样，顾冈觉得他自己这条性命恐怕迟早要断送在他手里。
“不要胡思乱想了，”他对自己说。他感到一种近于绝望的焦急的需要，他要相信王同志与仍他所代表的一切。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已经告诉了自己一千次。“相信他们吧。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应当有信心。”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现在这种信仰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能够使他们愉快地忍受各种苦楚，种种使人感到不安的思想与感情都被麻痹了，也不会受到良的心的责备。
顾冈告诉自己说，他正在面对着一个严重的考验。他须要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当然这次农民的暴动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孤立的个别现象，在整个的局面里它是没有地位的。如果把这一幕惨剧忠实地反映出来，那是会影响到政府的威望的；政府的威望受影响，终久也要影响到人民的福利。所以为人民自身着想，应当使他们相信这是敌人的特务所制造的事件。
王同志执行这件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得要从这些暴动的群众里挤出一个故事来，把它锻炼成形，在他们被送到区上受审之前，要使他们的口供大致相同。他用体刑也是不得已。
顾冈这样想着，企图说服自己，但是他想起月香来，总觉得不能释然。他不由得要替她担忧，不知道她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如果她已经被捕，正在酷刑下呼号着，他怀疑他能够保持他的冷静。
房间另一端的一扇门吱呀一声推开了。灯光照不到那么远。顾冈抬起头来向那黑暗中望去，他恍惚觉得也许是月香来了，照例在临睡以前给他送一只渥脚的篮子来──那篮子，每天给他带来了温暖，同时又使他感到耻辱。
是那民兵小张同志，来替王同志拿香烟。他在王同志枕头底下搜到一盒香烟。
“今天晚上谁也不用想睡觉，”他抱怨着，打着呵欠。“王同志真是太辛苦了，也不歇歇。”
“他真是该休息休息，”顾冈微笑着说，“今天又还受了伤。”
“可不是吗？其实他尽管去歇着，把他们倒吊一晚上，明天敢包他们都说实话。”
顾冈用很随便的口吻问起谭金根与他的老婆有没有捉到。小张同志同答说没听见说。
王同志回房睡觉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深夜了。顾冈睡得糊里胡涂的，彷佛听见床上的铺板吱吱响着，又听见吐痰的声音。灯吹灭了。然后那鼾声把他整个地吵醒了。听上去这人彷佛在牛饮着──把那浓洌的黑夜大口大口地喝下去，时而又停一停，发出一声短短的满足的叹息。
顾冈自己不知道，大概他最后还是又蒙眬睡去。因为他突然又惊醒了。一阵密密的鎗声，劈劈拍拍震耳欲声。然后他发现小张同志在床前站着，手里拿着一盏油灯。
“失火了，仓库失火了。王同志！”小张大喊着。
王同志一骨碌坐了起来，挣扎着穿上他的棉制服，一面嚷着，“快把灯吹灭！”
但是小张没有上阵打过仗，不懂这命令有什么意义。以为他一定是听错了。在混乱中，顾冈记得他看见王同志睡眼惺忪的浮肿的脸，映在那一跳一跳的灯光里，橘黄色的亮滢滢的脸庞，额上裹着白绷带。他觉得他彷佛看见王同志的眼睛里有一种光，几乎近于喜悦。他一定是觉得良心上比较舒服一点──现在发现这件事的确是有国民党游击队在幕后活劝。
等到王同志赶到户外去，不知道为什么鎗声已经停止了。只听见村子里的狗汪汪狂吠，民兵跑来跑去，疯狂地敲着锣，从村前敲到村后，报告火警。远远地可以听见“救火呀！来救火呀！”的喊声。
仓库的屋脊上站着一排火舌头，在它们自己的风里拍拍卷动。鎗声仍旧寂然。人们开始出现了，大家东一堆西一堆挤在一起，玻ё叛劬ο蚰腔鸸饩娴赝牛潘悄侵止叱５谋砬椋胫迕及胛⑿Α�
王同志头上裹着绷带，奔来奔去喊得喉咙都哑了。“老乡们！大家来救火呀！抢救仓库呀！那是人民的财产！大家来保卫人民的财产！”
但是群众依旧退缩着不敢上前，因为刚才那一阵枪声的势子实在猛烈。然后忽然有一个人叫了起来，“嗳，那是仓库里的炮仗呀！炮仗着了火功烧起来了！”
大家一个传一个，这句话马上传布开去，终于连关帝庙里面的顾冈也听见了，于是他也胆量陡增，抖橄精神出来参加救火工作。
大家纷纷拎着水桶和各种容器向溪边奔去。也有人孜孜矻矻地认真工作着。仓库里的米是他们劳动的果实，他们对那米粮的爱恋是不自私的，不经过思想的；眼看着那样丰富的宝藏付之一炬，他们比任何守财奴都更觉得痛心。但是也有人暗暗称快，白天抢粮死了这么些人，想不到当天晚上仓库就失了火，替他们自己的人报了仇。但是他们表面上也做出热心的神气，装得很像，只管向别人哇啦哇啦喊着“救火”，一方面也争先恐后挤到溪岸上去汲水，汲了水来，沿路都泼掉了大部份。
泼在地下的水马上冻成了冰，使地上变得非常滑。顾冈正提着一桶水泼泼撒撒走过去，突然滑了一跤，把那一整桶冰水都浇在自己身上，那痛楚相等于极沉重的一击。他的下颏正抵在一件什么东西上，外面蒙着一层布面，里面垫衬得棉墩墩的，东西本身却是坚硬的。他有极度恐怖的一剎那，以为那是他的腿。──跌断了腿了！然后他发现他正扑在一个死尸身上，这一带地方横七竖八躺着不少的尸身。那的确是一条腿，不过不是他自己的。他一面挣扎着爬起来，一面他的一只手已经飞快地在脸上摸了摸，脸上戴的眼镜倒还无恙。在这种乡下地方，如果不幸打碎了眼镜，那简直完了，简直不堪设想。他不由得心悸起来，从此失去了勇气，立刻退出了救火的集团，站得远远的，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他那棉制服渐渐湿透了，使他混身颤抖着。
还在那里拚命敲着锣。那不停的“呛呛呛呛”唤醒了一种古老的恐怖，彷佛那村庄正被土匪围攻着。村前的一片旷地浴在那跳荡的红光中，民兵们挥动着红缨鎗在那红光里冲过。内中有一个民兵坚持着说刚起火的时候，他曾经看见一个女人在黑影里奔跑，被他追赶着，一直把她赶到火里去了。
顾冈站在旁边看着，那皇皇的锣声与那滔天的火焰使他感到一种原始性的狂喜。“这不正是我所寻找的么。”他兴奋地想。“一个强壮的惊心动魄的景象，作为我那张影片的高潮。只要把这故事搬回去几年，就没有问题了，追叙从前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农民怎样为饥饿所逼迫，暴动起来，抢粮烧仓。”
然后他又记起来，“文艺报”与“人民文学”上对于文艺作品的取材曾经有过极明确的指示。作家们不应当老是逗留在丑恶的过去上，把旧社会的黑暗面暴露得淋漓尽致，非常卖力，然后拖上一个短短的光明的尾巴。这其实是对于过去还是有一种留恋的心情。应当抛开过去，致力于描写新的建设性的一面。现在不必再诅咒黑暗了，应当歌颂光明了！
但是顾冈仍旧在心里诅咒着。他怅然望着那渐渐低了下去的火焰。仓库已经被吞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骨架子。那木头架子矗立在那整大片的金色火焰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巨大的黑色灰渣像一只只鸟雀似的歇在屋梁上。它们被称作“火鹊、火鸦，”实在非常确当。这些邪恶的鸟站成一排，左右瞭望着，把头别到这边，又别到那边，恬静得可怕，在那渐渐淡下去的金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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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阴历新年很平静地过去了。失火那天晚上看守着仓库的民兵们都被押到县里去，关了起来。王同志有许多报告要写，顾冈也忙着写他的剧本，他还是舍不得放弃那一场火，结果仍旧利用它做了那水坝的故事的高潮。
在他那故事里，那工程师与年老的农民会商，造了一个水坝，解决了每年溪水泛滥的问题。但是这村庄里有一个地主，他经过了土改仍旧安然无恙，由于政府的宽大政策，他也像别人一样地分到了一亩多地，他生活得比别人还好些，常常关起门来大吃大喝，有干部来访问的时候就赶紧地把碗筷都收起来。而且那大腹便便的老头子仍旧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陪伴着他。大概是他的姨太太，但是这一点也许还是含糊过去的好，因为在人民政府的治下，纳妾制度是不应当继续存在的。她主要的功用是把她那美丽的身体斜倚在桌上，在那闪动的灯光里，给那地主家里的秘密会议造成一种魅艳的气氛。她的面貌与打扮都和月香相仿。当然。这是夏天，她不穿着棉袄，而是穿着一件柳条布短衫。衣服尽管宽大，那直条子很能表现出曲线来。
有一个间谍去找那地主，要他参加特务活动，给了他一张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委任状。那地主就在某一天黑夜里兴兴头头捧着一只炸弹，带着他的姨太太去炸那新筑的水坝。他们被发觉了，但是幸而溜得快，并没有被人看见他们是谁。
那特务又来找他，逼着他做出点切实的成绩来。那地主没有办法，又去放火烧毁政府的仓库。这一次他被当场捉住了，他那姨太太捧着个小包袱紧紧跟随在他后面奔走着，也被逮住了。他们想必是预备在得手以后立刻远走高飞。小包袱里除了别的贵重对象之外，还收藏着他最珍视的那一张委任状。
顾冈自己觉得很满意。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干净而紧凑。但是结尾可惜不能有一场伟大的火景。那一场火不能让它烧得太大。刚刚有一两袋米开始冒起烟来，就已经有一个守兵绕着墙角跑了过来，大声喊叫着，“失火了！失火了！有人放火！”要不然，那就显得民兵太低能了，太缺少警惕性。一定有许多报纸怒气冲冲地声讨他，“敌友不分地滥用讽刺的武器抨击人民自已的组织……超出了建设性的批评的范围……”那张影片大概不会被禁映──那人引人注意了──仅只是在放映期间俏悄地抽掉了，从此永远下落不明。
预定的给军属拜年的一个节目，不得不展期了，因为炮竹统统在火灾中消毁了，临时也来不及再到镇上去购买。一直等到过了年初五，镇上的小店开门之后，王同志又挨户收费，凑集了一笔钱，重新到镇上去了一趟，买了些炮竹回来。
第二天一早，村上的人都聚集在村公所外面。参加游行的都排起队来，秧歌队排在前面，挑着担子送年礼的排在后面。敲锣打鼓，扭秧歌的开始扭了起来。男女站成两排，不分男女都是脸上浓浓抹着一脸胭脂。在那寒冷的灰色的晨光里，那红艳的面颊红得刺眼。挑担子的弯着腰钻到扁担底下，然后吃力地直起身来。扁担的一端摇摇摆摆吊着那淡白色的肿涨的半只猪。割下来的猪头，坐在篾编的盘子里，猪耳朵里很俏皮地掖着一两朵粉红的小纸花。别的篾盘里盛着一堆堆洁白的年糕，像砖头一样硬，迭得高高的，上面也贴着金字，插着纸花。
王同志注意到那两排扭秧歌的非常参差不齐，因为年底抢粮，打死了许多人。他向小张同志做了个手势，小张同志就走上前去，和四周站着的老年人不知说了些什么。那些老头子老太婆随即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大家推推搡搡，挨挨蹭蹭地也都挤到秧歌队里去。谭老大与谭大娘也在内。他们衰老的脸庞整个地皱了起来，带着他们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也来尝试着扭秧歌，把手臂前后甩动，骨节格格地响着。
王同志回过头来，发现顾冈也出来了，站往他旁边。他向谭大娘努了努嘴，她正跳着舞，在他们面前扭了过去。“今年六十七了，”他微笑着说，“还这样热心。”
“六十八喽！过了年喽！”谭大娘立刻纠正他，彷佛被他少算了一岁，有点生气似的。
“六十八了，”王同志得意地向顾冈复述着。
送礼的行列一出村口，到了田野里，就停止扭秧歌了，要等到快到邻村的时候再扭起来。然后那些挑担子的，他们扁担上坠下来的负荷永远一纵一纵的，他们顺着那势子，也仍旧用细碎的步子扭扭捏捏走着。他们缓缓地前进，缘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过那棕黄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锣小锣继续大声敲着：
“呛呛啛呛呛！
呛呛啛呛呛！”
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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