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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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尽是肥冬瓜，精肉太少了，女人家嫌油腻……”“你同志真是人心难足喽，不想想两年前，一月半斤肉票，你家炒红锅子菜哩，如今却嫌肥，怨精肉少了！”真是上哪座岭唱哪山歌。就是不逢圩的日子，新街老铺的猪肉也是从天光卖到天黑。产供销出现了新矛盾：社员要交猪，食品站不收。理由是小镇地方小，没有冷库，私人的猪肉都卖不脱，公家杀猪哪来的销路？和前些年相比，供销关系颠倒了过来……山镇上的人们啊，不晓得“四个现代化”具体为何物，但已经从切身的利益上，开始品尝到了甜头。
没有近忧，却有远虑。旧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心目中消除，还有余悸预悸。人们还担心着，谈论着，极左的魔爪，会不会突然在哪个晚上冒出来掐灭这未艾方兴的蓬勃生机。口号和标语，斗争和运动，会不会重新发作膨胀，来充塞人们的生活，来代替油盐柴米这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阴影确是存在着。吊脚楼主王秋赦发疯后，每天都在新街、老街游来荡去，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叫喊着：
“千万不要忘记啊——！”
“‘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
王疯子的声音，是幽灵，是鬼魂，徘徊在芙蓉镇。镇上的大人小孩，白天一见了王疯子，就朝屋里跑，就赶紧关铺门；晚上一听见他凄厉的叫喊，心里就发麻，浑身就哆嗦。已经当了青石板街街办米豆腐店服务员的胡玉音，听见王疯子的叫声，还失手打落过汤碗。新近落实政策回到镇上来的税务所长一家，供销社主任一家，更是一听这叫声就大人落泪娃儿哭，晚上难入睡……吊脚楼主仍旧是芙蓉镇上的一大祸害。
山镇上的街坊们在疑惧，在诅咒。
“芙蓉姐子”抚着小军军稚气的头，在担扰：“王疯子冻不死，饿不死，还有好长的寿啊？”
黎满庚的女人“五爪辣’也在问：“难道他剁脑壳、打炮子的王疯子还想当镇长、支书，赶着我们去做语录操，去跳忠字舞？”
本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说：“疯得活该！我们是新社会，有党领导，王秋赦这色人物终究成不了气候。教训深刻啊！”
镇委书记、“北方大兵”谷燕山正在忙着治理芙蓉河、玉叶溪，他没有发表这方面的言论，只打算立即派人把王秋赦送到州立精神病院去治病，叫做送瘟神。
县文化馆副馆长秦书田新近回到芙蓉镇来搜集民歌，倒说了一句颇为见多识广的话：“如今哪座大城小镇，没有几个疯子在游荡、叫喊？他们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一九八o年七月十八日——八月四日初稿于莽山；
九月初整理于全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十月修改于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
小！说
芙蓉镇后记
习作《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发表后，承蒙广大读者和首都文艺界师友们的热情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和鞭策。我在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十分愧疚。盼着多出现一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大约是促成许多省市的读者给我来信的原因——殊不知我只是个文学战线的散兵游勇而已。还有的读者来信祝作者幸福，仿佛在替我担忧着某种隐患似的。真是些热心肠的同志哥、同志姐哟。
农村的情况如何，八亿人口的生养栖息、衣食温饱，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当前农村正经历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平原、高原、山地、丘陵，水稻、旱粮、瓜果、森林植被，不再按一个模式搞生产运动了，不再搞既违农时、又背地利的
“规范化作业”了，实在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在新的形势之前，回顾一下过去的教训，展望一下业已来到的良辰，不也是有益处的么？
记得前些年，我自己就有一个颇为“规范化”的头脑，处世待人，著文叙事，无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惟恐稍有疏漏触犯了多如牛毛的戒律，招来灾祸。是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解放了我，给了我一些认识生活的能力，剖析社会和人生的“胆识”。然而我的这点在“四个坚持”原则指导下的“胆识”，比起同辈作家和广大读者来仍然是有限得很。我是个南方的乡下人，身处江湖之远，既有乡下人纯朴、勤奋的一面——恕我在这里自诩；也有乡下人笨拙、迟钝的一面——恕我在这里妄言。去年，我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习，跟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作家朝夕相处。学友才高，京华纸贵，我看到了自己和这些优秀同窗之间的差距。我虽然于五十年代末期即开始学习写作，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短篇习作，但起点很低，染有粉饰
生活的文学苍白症。“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翻开了崭新的篇页。发展之快，变革之烈，已是恍若隔世。大批中青年作家继承老一辈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复杂的社会和人生，写出了许多光华耀目、感奋人心的好作品。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文学要求。就我来说，面对着这种新的文学要求，既有重新认识生活、剖析生活的问题，也有艺术素养、表现手段的问题。于是我探索着，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
有的朋友出于对我的爱护，指出我的习作写得过于真实。文学的真实当然不是给生活拍摄原始图片，它是经作者思想感情、艺术构思筛选、提炼出来的结晶体。当然，有时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是会让人害羞和痛心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害羞是一种颇为可贵的感情，是富有自尊心的表现。它可以成为一种跟过去的过失诀别的心灵的感召力，从而记取那些令人心悸的教训，卸却身上因袭的重负，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奋斗不息。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可起到一种引以为鉴的效益。
《芙蓉镇》是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新的尝试。既是尝试，
则难免幼稚，会伴随些谬误。好在鲁迅先师有言：惟其幼稚，正好寄希望于这一面。这是我的自慰，亦是我的自勉。
借着这次出版单行本的机会，我对曾经支持、关怀过这部书稿写作、修订的前辈作家和编辑同志，对所有给我以鞭策鼓励的读者，以及我家乡民歌的搜集整理者，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愿在春的盛会里，这部习作能如一支柔弱的石楠竹，探身于群芳竞彩的文学花园的竹篱边，绽放出有些羞涩然而却是深情的微笑。
古 华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于北京
。。
话说《芙蓉镇》
长篇小说《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刊载后，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我收到了来信数百封。文艺界的师友们也极为热情，先后有新华社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当代》、《文汇报》、《作品与争鸣》、《湖南日报》等报刊发了有关的消息、专访或评论。这真使我这个土头土脑、默默无闻的乡下人愕然惶然了，同时也体味到一种友善的情谊和春天般的温暖。来信的读者朋友们大都向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你走过什么样的创作道路？是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你的生活经历和小说里所描绘的乡镇风物有些什么具体的联系？你的这部小说结构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来类比，可以说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这种结构是怎么得来的？你在文学语言上有些什么师承关系？喜欢读哪些文学名著？小说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书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艺界的同志讲，你写这部小说只花了二十几天时间，是一气呵成的急就章，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使我犹如面对着读者朋友们一双双沉静的、热烈的、含泪的、严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动。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
面对后两类问题，我不禁很有些感叹、戚然。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写作速度缓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产万言”的桂冠。“平生无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个乡下人的愚见，一年能有个三两篇、十来万字的收获，即算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满足也就油然而生并陶然自得了。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不能仅仅从下笔到写毕来计算的。《芙蓉镇》里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正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的卷首所论及的：“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我觉得，不论后人怎样评价金圣叹在《水浒》问题上的功过，他所悟出的这个有关小说创作的道理，却是十分精辟独到，值得后世借鉴的。
我是怎样学起做小说，又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这要从我的阅读兴趣谈起。我读过一点书，可说是胃口颇杂，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半生不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倒也庆幸没有被“武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寻访异人领授异术。接着下来读《三国》、《水浒》、《西游》、《红
楼》，读“五四”以来的名作，才稍许领味到一点文学的价值所在，力量所在。至于走马观花地涉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沉迷流连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等巨匠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物面廊，则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后来年事稍长，生出些新的癖好，鸡零狗碎地读过一点历史
的、哲学的著作，中外人物传记，战争回忆录，世界大事纪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游，却无缘亲眼见到美利坚的月亮、“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法兰西的水仙、古罗马的竞技场，只好在书的原野上心驰神往。还追踪着报刊上披露的一则则有关航天、巡海、核弹、飞碟、外星人、玛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奥秘的各种消息，来做一个乡下小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会餐”的梦……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自乐自慰。日积月累，春秋流转，不知不觉中，我就跟文学结下了一种前世未了之缘似的关系。
就这样，我麻着胆子，蹒跚起步，学着做起小说来了。甚至还坐井观天地自信自己经历的这点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