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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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但这个理想还是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
后现代状态与后现代主义
在当前有关“后现代”的讨论中，有两个概念常被人们混为一谈，这就是作为一种时代特征的“后现代状态”和作为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反思、乃至于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者的区别，就连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利奥塔尔在其名著《后现代状态》中也不是分得很清楚。他开宗明义便说：“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并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的确，对“宏大叙事”、对统一的合法化机制、对解释一切的思辨哲学和控制一切的系统操作的怀疑和解构，是后现代状态的最突出的特点。
后现代的思想家们说出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独创，而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且，如果说这一发现毕竟需要某种锐利的眼光的话，那么他们正好是运用了另外一种“宏大叙事”才获得了这种洞见的。换言之，利奥塔尔用来揭示后现代“状态”的那种“主义”，并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恰好是现代主义。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利奥塔尔批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说“这里假设了两个东西。首先假设了所有对话者都会赞同那些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普遍有效的规则或元规定，……其次假设了对话的目的是共识”。利奥塔尔对哈贝马斯的这一批评颇类似于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只不过批评的焦点从“视界融合”（传统）换成了“共识”，而立足点都是人的自由自决，它导致利奥塔尔无条件地追求“临时契约”（在肯定的意义上）和“误构”（在否定的意义上）。的确，利奥塔尔在强调人在相互交往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方面比哈贝马斯有过之无不及，他引入了游戏理论和博奕理论（竞技和赌赛）。然而，这种极端超前（超越于现政府体制）的思想果真是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吗？利奥塔尔在反对用“忍辨机制”来解决“合法性问题”时，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办法：“知识不能在自身找到有效性，它的有效性不在一个通过实现自己的认识可能性来获得发展的主体中，而在一个实践主体中，这个实践主体就是人类，激励人民的运动本原不是自我合法化的知识，而是自我建立或自我管理的自由”。读到这里，我们肯定会把他归入马克思主义；而他自己则宁可援引康德并宣称这是一种“通过意志自律达到合法化的方式”。实际上，竞技和赌赛早在康德甚至巴斯卡尔那里就已经作为人的自由选择的例子提出过了。
利奥塔尔强烈地反对思辨哲学（黑格尔），却如此热情地肯定康德、包括其二元论和“知识的先验条件”，无怪乎有人认为他其实比哈贝马斯更“保守”。或不如说，康德在他眼里是最早的“后现代主义者”。当利奥塔尔把实践能力和审美能力等等作为与认知能力多元并存的内容纳入到“知识”一词中来时，的确使我们想起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在利奥塔尔看来，“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公正，这并没有过时。过时的是把科学想象为实证主义，把科学判定为德国唯心主义者所说的这种不合法的知识，这种半知识”。利奥塔尔不过是在后现代状态的历史条件下，用现代主义（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不如称之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主义”）本身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反对或调和其中的科学主义因素而已，并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利奥塔尔思想的贬低。恰好相反，我想用这个例子说明，西方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不如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特别是国内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尾随者们所以为的，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是在利奥塔尔这样一些思想家身上再次焕发了青春。最近十多年来，西方的任何最新思潮都要在我们这里引发一阵兴奋的喧闹，人们掰掉了一地的“包谷”最后却两手空空。当然，其中有些人并不是要证明他们获得了什么东西，而是要证明他们用不着获得任何东西，在他们那里，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反西方主义＝国粹主义，解构主义＝相对主义＝无定形＝混沌，文化批判＝否定文明＝退回原点＝野蛮。利奥塔尔却对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作出了这样的预言：“这绝不是说他们因此注定要走向野蛮。
他们之所以避免了这种命运，是因为他们知道合法化只可能来自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交流互动。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信仰，‘在胡子下暗自微笑’的科学让他们明白了现实主义的严酷和朴实。”
浑沌的学界
庄子有一篇寓言，说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儵与忽到中央之帝浑沌处游玩，受到浑沌的款待，于是商量如何报答浑沌。他们见浑沌尚未开窍，就决定帮助他开窍，于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待文明发展的一个心结，即与时俱进、只争朝夕（儵忽）固然好，但最理想的还是浑沌未开的状态。
的确，直到如今，我们中国人仍然总是不由自主地以浑沌的心态看待一切事物。所谓浑沌的心态，是指把自己所感受到的方方面面不分层次、不分性质、不分轻重、不分主客地全部搅和在一起，天人合一，人人合一，理气合一，道器合一。柏杨先生曾喻之为“酱缸文化”，可谓入木三分。所以现在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把它条分缕析地说清楚，还真是难上加难。你说一，马上有人说，为什么不说二？你说这块布料真好看，于是有人反驳你了：上面说这药是假药！当然，谁也不能说他们说得不对。因为，“万物都是有联系的”，任何事情和任何事情都相关，中国人最讲“辩证法”，历来习惯于“综合思维”，还是什么“浑沌学”的鼻祖。不过，这样一来，谁有本事把一件事所有方面的牵扯都全盘说出来呢？凡说出来的都是片面的，都不对。只好不说。但不说也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要说的太多，一种是根本没有什么要说的，但两者之间由于不说，也就完全没有可能分清楚，其实就是一回事。
这种不说、不想说、说不清、不能说的状况，就使得在中国一切事情都变得模糊起来。在一个大酱缸里，这甚至成为一种生存技巧。但一说到生存技巧，这浑沌之态就有“装”的嫌疑，也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说“难得糊涂”。不过倒真的管用。当年的“长江读书奖”案，不就因为装糊涂而不了了之吗？最近的汪晖涉嫌抄袭案大约也会因为闭口不说而“酱化”——有话语权的人不说，只要自己不说，别人说什么还不等于白说？“要由学界来说，媒体说了不算。”但学界是谁？当年的长江读书奖评奖委员会算不算学界？再说了，中国有没有学界？据说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提出，中国根本没有学术界。
例如，中国的大学，你以为真的就是大学？错！中国的大学什么都是，是衙门，是企业，是工厂，是商场，是赌场，是“地王”，是“战线”，甚至是“桥头堡”，当然，附带也是大学——要辩证地看哦！而大学教授则更像政客、幕僚、老板、袍哥。所以，中国的“学界”既是商界，也是政界，还是“江湖”。江湖中讲的是义气，什么是义气？礼尚往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义气就是抱团，“我们的人”，不管谁有难，大家一齐上。现在哥们姐们的本事越发大了，不但在国内抱成一团，而且把国际上的名人也糊里糊涂变成了自己的马仔，据说他们有许多都属于“新左派”这一“团”。所以，一个江湖（或一团浆糊）就是一个小浑沌，这小浑沌作起法来就是宇宙大浑沌。西方后现代主义不就是宇宙大浑沌么？
不过，平心而论，西方的后现代也好，新左派也好，他们只不过是主流话语之外的一个支脉，他们的本意也只是在已经井然有序的民主法制底色上添加一点人情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底色，他们闹腾什么呢？但中国的“后现代”（可笑吧？中国已经“后”于现代了！）和中国的新左派的底色是什么？不就是落后于现代的东方专制主义吗？不就是每个角落都在泛滥的个人、家族和特权集团的私情吗？所以我建议他们最好到美国去闹——不过要真的移民美国，他们才没有那么傻呢！在美国没有“江湖”（华人圈的江湖不成气候）。只有依托于国内的江湖，又借重于国外的舆论支持，他们才能成大气候。当年的红卫兵，怎么就没有想到用西方1968年的“五月风暴”来自壮声威呢？可惜！
最近收到某高校教师的一封邮件，质问我为什么在指认汪晖抄袭的公开信上签字。我说你先搞清楚，我什么时候指认过汪晖抄袭？可悲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海外90多人的信与国内63人的信视为对立两个团伙的掐架，其实根本是风马牛。除非90人信中公开阻止有关部门进行审查：一方要求审查，另一方说不行，不能审查。
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
主持人语：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实用而轻理论的倾向，再加上近百年来由于受到了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近几年引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文艺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更是雪上加霜，以致有些学人不加分析地把文艺理论一概斥之为脱离实际的空谈，从而提出“告别理论”，或从“理论批评化”中求得理论的新生。应该怎样评价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并看待理论自身的价值？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是尖锐地摆在每个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十分现实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就难以健康发展和走向繁荣。为此，我们约请了几位专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邓晓芒教授认为，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之所以把“文学本质”当做一个“伪问题”，除了反映理论工作者自身“理论水平的陷落和无能”之外，也确实与传统的本质观“割裂现象和本质的先天缺陷”有关，邓先生因此提出要借鉴“现象即本质”的现象学的观点和方法，来为研究文学本质开辟一条切实有效的道路。邢建昌教授的文章在“对后现代知识叙述的自觉批判的基础上”，又“吸纳了现代性知识叙述的有效成分”，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实证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