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蔷薇-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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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对作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绘画帮助作家看见和热爱色和光。绘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画家常常看到那我们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只有看到画家的绘画之后，我们也才开始看见，而且惊奇为什么以前没看见。
法国画家莫奈到伦敦去画威斯敏斯特教堂。莫奈都是在伦敦平常的雾天工作。在莫奈的画上，教堂的哥特式的轮廓在雾中隐约可见。画是极精美的。
这张画展出时，在伦敦人中间惹起了一场风波。他们对莫奈把雾画成了紫红色而惊愕万分，本来连文选读本上都分明写着雾是灰色的。
莫奈的大胆妄为起初引起了愤懑。但当愤懑的人们走到伦敦大街上的时候，第一次发现雾确实是紫红的。
于是他们立刻就来寻找这个原因。一致认为雾的红的色度是因为烟太多的缘故。此外，伦敦的红砖房也使雾染上了这种颜色。
但不管怎么样，莫条是胜利了。在他这张画之后，大家都开始照他这样来看伦敦的雾了。甚至大家给莫奈起了个绰号吗“伦敦雾的创造者”。
假如从我的体验中举一个例子，我看了列维坦的永远的安息之后，才第一次看见俄罗斯阴天的五光十色。
以前阴天在我眼里只是一种愁惨的色调。我想，就是因为阴天掩没了一切彩色，使大地混浊，所以才引入忧郁。
但是列维坦在这种悲惨的景物中，看见了某种伟大甚至是庄严的色调，而且找到了许多纯正的色彩。从那个时候起，阴天不再使我抑郁。相反的，我甚至爱上了它空气的清新、冻得人面颊发红的寒冷、河上银灰色的涟漪、乌云的迟缓的飘动。此外还有在阴天的时候，你开始重视普通的地上的幸福——温暖的小木房、俄国炉子里的熊熊的火焰、茶炊吱吱声、地板干草上面铺上粗布的床铺、屋顶上催人人睡的浙沥的雨声和甜蜜的瞌睡。
差不多每一个画家，不管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流派的，都会在现实中替我们发现一些新的特点。
我有幸到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去过几次。
除了拉斐尔的西克斯丁圣母而外，那里还有许多老画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之前停留简直危险。它们会吸住你，不让你离开。可以一连看上几个钟头，也许几昼夜，而且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一种模糊的精神上的激动。这种激动会发展到使人好容易忍住眼泪的程度。
为什么会有这种抑止住的眼泪呢？因为在这些画面上有精神的完善和天才的力量，这种天才使我们努力追求纯洁、力量和个人思想的高尚。
当静观美的时候，产生一种惊惧，这种惊惧是灵魂净化的先声。好象雨、风、百花撩乱的大地的气息、午夜的苍穹和爱的泪的清新，渗入我们高尚的心灵，而永远占有它。
印象派好象增强了阳光。他们在露天作画，有时，或许故意加强色调。结果在他们的画上，大地是一种欢乐的彩色。
大地变成了欢乐的大地。但这并没有罪，正如那些能给人以欢乐——即使一点点也好——的东西都无罪一样。
所以完全令人不解，为什么要排挤印象派。这种排挤始自伪善者们的沉重的手，他们认为绘画只是为了肤浅的实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们趋向完善而存在的。有时候，真可惜，这种思想会压倒必须培养完全合乎要求、富于情感、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伟大思想，
印象主义和一切其他过去的丰富遗产一样，是属于我们的。不承认印象派，就是有意识地使自己鼠目寸光。因为我们不否定拉斐尔的西克斯丁圣母，虽然这张天才的杰作画的是宗教题材。我们不会愚蠢得连绘画的天才和宗教之间的界限都分辨不出来。我不以为一个苏联人，会因为叹赏西克斯丁圣母而忽然变成宗教信徒。这种想法之荒谬是极其分明的。那么为什么一碰到印象派，我们便认真地去考虑那样令人可笑的思想呢？革新者毕加索，印象派画家马蒂斯、梵·高或者戈根对我们有什么危险的呢？顺便说句，参加过反对法国当局拥有殖民地，争取大赦的人独立斗争的人有什么危险的呢？
这有什么危险或不好的呢？在什么样嫉妒的或者随波逐流的头脑中，才会产生那必须从人类文化中，特别是我们的文化中，去掉一批非常优越的画家的思想呢？
在火车中碰见那个艺术家之后，我来到了列宁格勒。在我面前又展开了列宁格勒的广场和匀称的建筑物的庄严的格局。
我久久地研究这些建筑，努力想猜出它们的建筑学上的秘密。这个秘密是这些建筑物使人产生一种宏伟的印象，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庞大。最杰出的建筑之一，参谋总部大厦——它成弧形地绕着冬宫，——不过四层楼房子那么高，但它比莫斯科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都要壮观。
这是不难猜测的。建筑物的壮丽，取决于它们的匀称，即和谐的均衡，决定于不多的装饰——花窗框、卷轴装饰和浅浮雕。
细看这些建筑物，你可以明白，最好的风格首先是有分寸。
我深信，各部分匀称、没有多余的东西。少用装饰，朴素——因为朴素才可以看清每一条线，而令人感到真正的愉快——这些规律都和散文有一些关系。
喜爱古典建筑形式的完善的作家，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作品里有艰涩而笨拙的地方。他力求达到各部分的匀称和词章的严整。他要避免大量使用冲淡散文的装饰——所谓装饰体。
散文作品的结构必须作到增减一点都要破坏叙述的内容和事件的合理进程。
在列宁格勒，和往常一样，我大半时间都消磨在俄罗斯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绾里。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大厅的微暗，稍微有一点镀金的颜色，给我一种神圣的感觉。我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去好象到人类天才储藏所去一样。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是在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作一个人是幸福的。同时明白了人怎么才可能是伟大而良善的。
起初我每每迷失在画家的豪华的行列之中。色彩的丰富和浓重使我头昏，为了休息一下，我就到大厅里去坐坐，大厅里展出的是雕塑。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我对着古希腊无名雕塑家的雕塑或卡诺瓦的勉强可以看出笑容的妇人们看得愈久，愈清楚地理解到所有这些雕塑都是在自身中追求美的号召，都是人类最纯洁的朝霞的先驱。那个时候，诗歌将统治人心，而社会制度——我们正在通过成年的劳动、忙碌和精神上的紧张走向这个制度一将奠基在正义的美、智慧、心灵、人类关系和人类体态的美上。
我们的道路是走向黄金时代的道路。黄金时代一定会来的。当然，遗憾的是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是幸福的，因为这个时代的风声已经在我们周围响动，使我们心跳得更加厉害。
无怪海涅到罗浮宫，久久地坐在密罗斯的维纳斯雕象前哭着。
哭的什么呢？哭的是一个人被侮辱了的完美。哭的是那走向完善之路既艰难且遥远，而他，把自己的智慧的毒质和光辉都赠给了人们的海涅，当然，已经达不到他那不安的心灵所终生向往的天国了。
雕塑的力量就在于此——没有这种力量的内部的火焰，进步的艺术，特别是我国的艺术，便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这种力量的内部的火焰，成色十足的散文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没谈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之前，我想对音乐谈几句，何况音乐和诗歌有时是不可分的。
这一段简短的关于音乐的话题只好仅限于我们所谓的散文的节奏和音乐性。
真正的散文总有自己的节奏。
节奏首先要求词儿配置得使读者不费力地立刻全部理解。契诃夫写信给高尔基时，说到这一点：“小说应该一下子，在一秒钟里，就（在读者的意识中）清清楚楚。”
读者不应该在阅读时中途停顿，来恢复适应于某—段作品性质的词儿的正确的次序。
总之，作家应该使读者保持着紧张情绪，带领着他们，在作品中不应该有晦涩、无节奏的地方，不让读者别住了，而脱离作家的支配。
制造这种紧张情绪，占有读者，使读者和作者同样思想，同样感觉，这便是作家的任务，散文的功能。
我以为散文的节奏性永远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取得。散文的节奏决定于才能，决定于对语言的感觉，取决于良好的“作家的听觉”。这种良好的听觉，在某种程度内是和音乐听觉有共同之处的。
但最能丰富散文作家的语言的是诗歌。
诗歌具有一种惊人的特质。它能使一个字恢复它那原始的处女般的清新。一个损坏得最厉害、“说俗了的”词，即使对我们已丧尽了形象性，只是当作一个语言的外壳留存下来，但一经放到诗歌里，便开始发出光彩、声音和芳香来！
我不知道这应该如何解释。我认为一个词在两种情形下可以复活。
第一种情形是，当恢复它的语音的力量的时候。而这在可以吟咏的诗歌中，要远比在散文中容易。所以语言在歌谣中和在抒情曲中，要比在寻常的话语中，对我们的作用更强烈。
第二种情形是，甚至一个损坏了的词儿，若把它放进诗歌的有旋律的音乐的行列中去，它便好象充满了诗歌的共同的旋律，开始和所有其他的词和谐地响起来。
此外，诗歌富于头韵。这是诗歌宝贵的优点之一。散文也有权使用头韵。
但主要之点不在于此。
主要之点是当散文达到完善的地步时，它实际上便是真正的诗。
契诃夫认为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证明散文和浓丽的俄罗斯诗歌之间的血缘关系。
普利希文有一次（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他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
“我永远不知道，哪里是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列夫·托尔斯泰说。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日记里用那对他说来是稀有的热情问道：
“为什么诗和散文，幸福和不幸那样紧密地连在一起呢？应该怎样生活呢？忽然努力把诗和散文结合在一起呢，还是先尽情享受诗歌，然后再委身于散文呢？幻想中有高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中也有高于幻想的地方，完全的幸福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在这些虽然是匆匆忙忙说出来的话里，道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只有诗歌和散文的有机的融合，或者更正确地说，充满诗的本质、诗的生动的精华、清澄的气息、诗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的散文，才能是文学中最崇高、最动人的现象，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这个场合下，我不怕用“俘虏”这个词。因为诗歌会俘虏人，征服人，不知不觉地，但却不可抗御地使人提高，使人逐渐接近于这样的状况：人真正成为大地的增光者，或者如我们的祖先的天真的，但是真挚的说法，成为“万物之灵”。
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说：“诗歌是人类停止追求、开始应用获得的成果时的先兆”，这是有点道理的。
。。。！
第二十章 在卡车的车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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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乘军用卡车从德涅斯特河上的雷布尼察到蒂拉斯波耳去。我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司机并肩坐在司机台上。
车轮下面扬起了一团团太阳晒热了的褐色的尘土。周遭的一切——小房、葵花、洋槐和枯干的草——都覆满了这种粗糙的尘土。
在暗淡的天空上，日影朦胧。铝制军用水壶里的水很热，有一股胶皮的气味。德涅斯特河对岸炮声隆隆。
在车厢里坐着几个年轻的陆军中尉。有时，他们用拳头敲打司机台的顶盖，喊着：“空袭！”司机便停下卡车，我们都跳下去，跑到离大路远一点的地方趴下来。德国的黑色“麦歇尔”立刻往大路上俯冲下来，发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声音。
有时他们发现我们，便用机关枪扫射。不过，侥幸得很，谁也没受伤。子弹把尘土打得直飞。“麦歇尔”不见了，只剩下由于晒热了的土地而使人感到周身发热，脑袋里嗡嗡发响和口渴。
在一次这样的空袭之后，司机忽然问我说：“您躺在子弹下面的时候，想些什么。回想过去吗？”
“是的，”我回答说。
“我也回忆过去，”司机停一下说。“我常常想起我们科斯特罗姆的森林。若是能够活着，回到家乡去，我要求作一个管林员。带着老婆——她很安详，满漂亮——女儿，住在看守所里。您相信吗，我一想到这儿，心就跳。可是一个司机不许心跳。”
“我也是，”我回答说，“常常想起我们那儿的森林。”
“你们那儿的森林好吗？”司机问道。
“满好的。”
司机把航空帽用力拉到额角上，开了油门。我们的谈话就止于此。
大概我从来没有象在战争的时候这样强烈地想起这些可爱的地方。我忽然发现，我不耐烦地等着夜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