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蔷薇-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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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太短了。’
“‘你怎么的，短！’牧童奇怪地说。‘一夜到天亮：叽，叽，叽……’
“我思量着这段叙述，说道：
“‘多好哇！’
”不能算坏，’他回答说。”
普列希文在他的写作工作中，是一个胜利者。不由得令人想起了他的话：“……即使只有荒野的泥沼是你胜利的见证，那连它们都会百花繁衍，变得异常美丽。——春天永远与你同在，只有春天，光荣属于胜利。”
是的，普利希文的散文的春天，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和我们苏维埃文学中。
（七）亚历山大·格林
在少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读定期出版的万有文库读得入迷。是一些黄纸封面，八磅铅字印的小书。
价钱便宜得很。花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都德的达达兰或哈姆生的秘密祭，花二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葬尔或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万有文库只是偶尔例外出两册俄国作品。所以当我买到定期出版的捷卢里蓝色小瀑布这本书的时候，便感到这书名很古怪，同时又看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林，很自然地，我以为格林是个外国人。
书里边有几个短篇小说。记得打开了书，就站在书摊旁边乱翻着读起来：
“没有比里斯再混乱，再奇异的港埠了。这座语言复杂的城市，活象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安家落户的流浪汉。房屋乱七八糟地分散在一些类似街道的东西之间。在里斯不可能有真正的街道，因为城市座落在用阶梯、桥梁和狭窄的小路连接起来的岩石和小丘的断面上。
“这一切都为浓密的热带植物所遮掩，在这些花木的扇形绿荫下，闪烁着女人们的孩子般的、热情的眸子。黄色的石子，蓝色的树影，古老墙垣上如画的裂痕。在某一座小丘形的院落里，一个赤足、抽着烟斗、孤僻的人，正在修补一只大船。远方传来的歌声，以及这声音在峡谷里的回响。在帐幕和大伞下面，摊在木板上的货摊。兵器的闪光，鲜艳的衣衫，花木的芳香，这种气息，梦也似地使人无限向往爱情和幽会。港口很污秽，就象是一个午轻的打扫烟囱的人。高卷的帆，帆的梦，带翼的清晨，绿色的水，岩石，海洋的远方。夜里——星星的催睡的火光，载着欢笑的船，——这就是里斯！”
我站在盛开的基辅栗树的浓荫下读着，读着，直到把这本罕见的、象梦一般奇异的书读完才放手。
我忽然觉得向往那风的光华、那清澄的海水的咸味、里斯、它的灼热的小巷、女人晶亮的瞳子、杂着白色碎贝壳的粗糙的黄石子、努力飞向太空碧蓝深处的蔷薇色的云烟。
不！恐怕这不是向往，而是一种想亲眼看到这一切、无忧无虑地沉湎在自由的海港生活里去的热烈的期望。
我立刻想起了我曾经知道这个辉煌世界的个别特征。这位不知名的作家格林，只是把它们集中在一页上，不过我是在哪儿看见过这一切的呢？
我想了一想，当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那座好象从碧绿的海波里涌现到耀眼的阳光中、为苍穹一般碧蓝的荫影切成—条一条的城市。所有塞瓦斯托波尔的欢乐的混乱，都在这里，都在格林的作品里了。
我开始往下读，碰上了一首水兵的歌：
南十字座遥遥地在那里发出光辉。
待第一阵风吹过，罗盘便会醒来。
上帝呀，你保佑着船只，
垂怜我们！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格林自己给他小说编歌。
人们陶醉于醇酒和阳光的绚烂，陶醉于无忧无虑的欢乐和生活的慷慨——这生活永不疲倦地把我们引到它的诱人的角落里的光明和清凉中去——陶醉于“崇高的感情”。
这一切都存在于格林的作品里。它们象在我们经受了令人窒息的城市的乌烟瘴气以后把我们完全压倒的那种芳香的、不寻常的空气一般，使人陶醉。
我就是这样认识格林的。当我知道格林是俄国人，他叫作亚历山大·斯切潘诺维奇·格林涅夫斯基的时候，并未因此感到特别奇怪。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格林是黑海沿岸的人，是巴格里茨基、卡达耶夫和其他许多黑海沿岸的作家一辈的文学中的代表人物。
当我看到格林的传记，并且知道了他那背叛者和焦灼的流浪者的沉重得惊人的生活时，我感到惊奇了。不知道这个孤僻的、受过各种苦难鞭笞的人，怎么能经过难堪的生涯仍然保持了强大而纯洁的想象的伟大才能，保存了对人类的信心和羞涩的微笑。无怪他说他自己“总是在低矮房舍的废物和垃圾之上看见云彩的景色”。
关于他自己，他完全可以用法国作家儒勒·芮纳尔的话来说：“我的故乡在那漂荡着最绮丽的云彩的地方。”
假如格林身后只给我们留下绋红的帆这首散文诗，那也足够使他置身于那些以要求完美的呼唤来激荡人类心灵的卓越的作家之列了。
格林的作品几乎全是为幻想辩护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格林。大家知道，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未来是由不可战胜的人类特质——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八）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预先警告给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会饱尝辛酸，或如常言所说，“晓得晓得邪恶多少钱一斤”，因为巴格里茨基的传记不容易写得正确，
巴格里茨基关于他自己说了那末多绝妙的谎话，结果这些谎话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时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假。不可能恢复真实，“仅仅是真实，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不敢说，到底值不值得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东西，是他传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这些杜撰的东西。
没有这些杜撰的东西，便不可想象这位生着一双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十分优美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快乐而勤勉的“近东人”。这个民族把各种民族——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样地愉快活泼，好调笑，大胆无畏，无限热爱他们的黑海、干旱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腾的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便是这种民族里的人。
他有时象一个赫尔松檞木船上的懒洋洋的水手，有时象一个敖德萨打鸟的“小伙子”，有时象一个科托夫斯基部队里放荡的战士，有时又象梯尔·乌兰士比格。
在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征上，再加上忘我的对诗歌的爱和渊博的诗歌的知识，便形成了这个人的完整的、非常可爱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萨人所说的，“消声匿迹”了。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是人不是？！”这老人喝道，然后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这个修辞问句：“你们坐在这里嚼着面包，就着油腻的干酪，无所用心，而我这位老年人，从早晨起就肚皮空空，象个大桶似的，你们算什么人呢！若是你们的老太太知道你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高兴她没活到看着这样的无廉耻。同志，可您干吗转过睑去？您是聋子吗？您最好是安慰一下您的黑良心，帮帮我这饥饿的老年人！”
人人都得施舍点什么。谁也受不了他的攻击。据说这个老人把讨来的钱都用去作大规模的盐的投机生意。
在茶馆里，给我们端上了茶和上好的咸得可以的羊奶干酪，用一块湿麻布包着。吃了羊奶干酪，牙床子螫得发痛。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乞丐来了，一进门就骂了起来。
“啊哈！”巴格里茨基狠狠地说。“他大概运气到了。但愿他到我们旁边来。让他到我这儿来试试！但愿他敢到我这儿来！”
“那么怎么样？”我问道。
“他就会倒霉，”巴格里茨基说。“喝，他就倒霉了但愿他到我们桌边来。”
乞丐倔强地越走越近了。终于，他站在我们旁边了，用疯狂的目光盯着那块干酪，看了一忽儿，喉咙里咯咯响了一阵，——或许是狂怒使他喘不上气，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他还是清清喉咙喊了起来：
“到底什么时候这两位年轻人的天良才会发现！这得从旁看看，他们怎么急急忙忙地吃干酪，连一角干酪——我就不说一半了——都不愿意给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心窝，眼睛盯着这个僵硬的老头子，悄声地、动人地——声音打着颤，含着泪，带着悲剧的病态的紧张情绪说：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疲惫不堪的、苦难的兄弟，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悲观自馁！
乞丐住口了。他凝视着巴格里茨基。他的眼睛发白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当巴格里茨基说到“你相信吧，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连巴尔①都会灭亡”的时候，他转过身去，碰倒了椅子，屈着膝往茶馆门口跑去了。
“你看哪，”巴格里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连敖德萨的乞丐，都受不住那德松②！”
【①巴尔：腓尼基日神。】
【②那德松（1862一1887）：俄国诗人。过不了几年，所有年轻人便都知道了这首诗，且都能背诵出来。】
茶馆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巴格里茨基整天整天消失在干湾那边的草原上，在那里用圈套捉鸟。
在摩尔达凡卡街，巴格里茨基的白粉刷的屋子里，挂着十只笼子，装着脱了毛的鸟雀。他非常以此自傲，尤其是以几只罕见的云雀自傲。这是几只难看的草原上的云雀，和其余的鸟儿一样，羽毛也是乱蓬蓬的。
啄空了的谷子皮，不断地从笼子里落到客人和主人的头上。
巴格里茨基把仅有的钱都用在买这些鸟的饲料上了。
敖德萨的报纸给的稿酬极低：一首出色的诗只给五十卢布。
看来，巴格里茨基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在实际问题上，他很腼腆。他第一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没一个人到出版社的编辑部去过，总是拉着一个朋友“壮胆子”。主要是这位朋友代他进行交涉，而巴格里茨基却微笑着一声不响。
在莫斯科，他住在奥贝登胡同我家的地下室里。一进门他便先告诉我：“我要在你家安营扎寨。”果然，一个月中间只出去过两次，其余的时间都盘着腿坐在沙发床上，咳得直喘气。
在沙发床上，他埋在书籍、别人的诗稿和空香烟盒的堆子里。他把自己的诗写在这些空香烟盒上。有时不见了，不过他并不为此难过多久。
他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月，有时为谢尔文斯基的乌拉莱夫西纳而狂喜，有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有时和“文学少年”——他刚一到莫斯科便云集到他身边的敖德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