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通往权力之路-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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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雇主将东德的工资提高到西德的水平，这一做法证明其危害很大，最后几乎不可能办到。在经济中，只有当集中进行工资谈判已成为公认的准则时，才能实行这一决定。
此外，在所有国家中现在德国劳动力的工时最短，假期最长。亚大地区工业竞争者每小时的工资成本只有德国的１／６，这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相对而言，德国比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更加依靠制造业。
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德国目前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这已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它将会更加诱使德国继法国之后推动欧洲共同体走向保护主义。但那将会是自我挫败，因为保护主义在国内减少了对效率的激励，而在国外却刺激了效率的提高。应当补充一句，这一分析决不是〃反对德国人〃。的确，正是由于德国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德国在资本主义中开始代表的更加总体主义的模式才能取得像现在这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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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稳定”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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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管理比较严格的资本主义模式所引起的诱惑不仅来自德国自身所取得的令人钦佩的经济成就，它也起因于人们总是希望安全和稳定这一愿望。这种愿望使决策人舍弃了自由市场具有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以追求有条不紊的秩序这一迷惑人心的保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目前在工业中有主张国家进行干预的倾向，尽管支撑它的经济理论早已名声扫地。这也解释了目前很令人关注的另外两件事情。第一，寻求一种能够保持货币稳定的新构架，由国际组织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思路对它进行监督；第二，认为道地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以抵挡新的、成本低的生产者所进行的破坏性竞争。这些观点中的每一项都是杰出的倡导者们提出的，第一项的倡导者是保罗·沃尔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委员会，第二项的倡导者是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
在我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追求汇率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害处。奈杰尔·劳森在１９８７年３月至１９８８年３月期间使英镑追随德国马克的汇率给我自己的政府所执行的反通货膨胀带来了损害。后来，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内追求死板的比价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陷入了不必要的、严重的衰退。但无论怎么说，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指出的，根据１９４４年设想出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它最终于１９７１年失败——有关固定汇率的经验，难以证明它有时得到的赞扬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它只打算实行８年（从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７年），但即使在那些年里，也没有放弃汇率的变动。此外，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的最后几年已经开始。它最终的垮台反映了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主权国家不愿将它们的利益屈从于死板的汇率，从而把其他国家经济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到它们自己的国家里来。所有经验都表明，企图固定汇率的做法事实上没有加强稳定，除了在很短的时间外，也没有增强信心。它们仅保证在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不和的情况下能进行一些调整。谈论〃重建布雷顿森林会议〃只是怀旧，我们不能这样做，事实上我们甚至也做不到这一点。正如一位杰出的、汇率机制原来的支持者塞缨尔·布里顿爵士最近所写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或者汇率机制式的固定的、但是可调整的（联系）汇率也许不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必须直截了当地选择采用浮动汇率或是与伙伴国家建立完全的货币联盟〃。由于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原因，我坚决选择浮动汇率。塞缪尔爵士也许会竭力支持另外的选择，但我们都知道不能在中途停下来。
我更赞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对于国际经济情况的分析。詹姆斯爵士要人们注意国外竞争对成本高、管理过多的欧洲工业所提出的挑战，这是对的，因为他看到这种工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剧增——除非我们围着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市场的竞争的确已开始使实际工资下降，并在使欧洲大陆部分的失业上升。这些是我们必须对待的实际问题。
但是自由贸易的好处不在于参加国具有相似的文化或制度，也不在于它们有同样的经济潜力。互利来自利用各个不同国家的相对优势。詹姆斯爵士认为现在有４０亿人正在加入世界经济行列，他们提出了他称之为的〃一种完全新型的竞争〃，不过他也许夸大了这一竞争的即时性和规模。４０亿这个数字似乎包括了除了发达国家以外的全世界的人口，男人、女人和孩子。也不是所有这些人都会很快地参与世界经济，在中国和前苏联集团正在与我们竞争的低工资工人的经济潜力也非常不一样。
自然，亚洲〃四虎〃的经验表明，至少在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工业技术和生活水平会很快提高。但会从中产生两种结果：它们不再是低工资竞争；它们将日益成为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将再一次为所有人带来好处。
诚然，即使西方国家绝对来说会繁荣，但相对来说，它可能认还存在着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已受到了低成本竞争的危害，因而需要劳动市场有更大的灵活性，有方向对头的培训和再培训计划，以及按照目前家庭信贷规定给予生活最贫穷的家庭有目的的帮助。
人们必然还会问：为什么所谓的有利贸易与无利贸易之间的分界线应当与欧洲联盟的外部边界相一致。在欧洲联盟内部，各国的发展、潜力和人工成本都有很大差别。詹姆斯爵士论点的逻辑结论是要实行全国的或甚至区域性的和分区的关税率，但正是因为当时取消了对贸易的这些障碍因而才为产业革命——我们的繁荣原先就建筑在它的基础之上一创造了条件。关税率和限额还有其他不良后果。正如布赖恩·欣德利所指出的，它们通过提高汇率对出口工业进行了歧视。它们有引起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的危险。它们还有助于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以致到了某一时刻，一个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的、贫穷的（但军事上是强大的）国家会认为值得使用武力打进市场。
我欢迎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介入对欧洲前途的辩论，也同意他对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支持，但我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然准备让欧洲联盟的中央机构在贸易和工业政策上有这么多权力。有关要保护或不保护哪些工业的决定，这正是政治家和官员们必须要对它们严格负有责任的一些决定。这类歧视性的政策鼓励了庇护、腐败和滥用职权。詹姆斯对联邦主义者抱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他们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些政策，而这些人有长期失败的记录。所以我不同意。但詹姆斯爵士迫使我和其他保守的、〃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在共产主义以后的全球经济发生巨变的情况下重新审查我们的论点。
本世纪目睹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试验。人们以各种方式试验了中央控制的模式，从各种名目的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直到无意识形态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总体主义。也试验了权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８０年代英国和美国的模式。现在可以制订的本世纪的决算表传递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信息：无论是从政治、社会来判断，还是从经济判断，集体主义制度都失败了。对比之下，执行正统的自由原则已将一些国家和大洲的情况变好了。
自然，可悲的是这一巨大的试验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国家垄断和中央管制经济最终永远不能调动人的才能和精力。它们类似的、较温和的强制性手段也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人们相信现在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些教训，人类今后将会避免这些可怕的错误，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将要牢固地坚持经验已经表明是有效的那些原则，那将太好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所提醒我们的：
自人类诞生之时起是这样，将来也会一样——
自社会开始进化以来，只有四件事情可以肯定：
狗不厌食，猪不厌圈，愚人被火烧的手指扎上绷带，又颤动着伸回到火里去；
在这一切过后，一个华丽的新世界耀然而出，这时人们的生存都得到了报偿，而没有人为他的罪恶付出代价，就像水注定沾湿我们的身体，就像火注定要燃烧，带着恐怖与杀戮，习字簿标题的诸神又卷土重来！
拉迪亚德·基普林：《习字簿标题上的诸神》
（１９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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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通往权力之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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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５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里斯托尔饭店重新开业时。我作为贵宾访问了华沙。如果从某一适宜的立场来看，它是一次有意义的重大活动。布里斯托尔饭店曾经是欧洲的大饭店之一。它于１９０１年开业，为一家公司所有。公司的主要股东是钢琴家、波兰总统帕代雷夫斯基。１９１４年以前，官以欧洲第一流的饭菜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典雅而闻名。当波兰为纳粹主义所统治而陷入灾难时，布里斯托尔饭店也陷入了灾难。８０年代初它关了门。现在，它在一家英国公司的帮助下又完全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很高兴主持了它的重新开业典礼。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囫到了它在欧洲天然的家。我也为我的基金会在华沙的办事处正式揭幕，我希望它能有助于巩固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经济。
但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使得我的访问值得纪念。它正好碰上华沙犹太人聚居点起义５０周年纪念。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这时已被夷为平地的该地区散步，由那次起义中最年长的幸存者给我当向导。后来带我去看纳粹摧毁该城市犹太人社区的照片。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当我回想起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时，这些可怕的事件就发生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使我感受更深。
第二夭早上，我在圣十字架教堂做弥撤。教堂里的气氛非常虔诚，仪式安排得细致得体，与英国圣公会拘谨的虔诚仪式和格兰瑟姆卫理公会非常简单的仪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唱诗班唱着我不熟悉的波兰赞美诗，使人更加兴奋，因为我不懂它的诗句：因此迫使我试图从音乐中想像教徒们向上帝乞求了些什么。虽然我对这一切很陌生，但它给了我一种欣慰的感觉：在跨越了国界与教派的信徒们的友谊中，我成了他们许多人当中的一员。
可是，当神父站起来布道时，我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家注意的焦点。人们转过头来看我，向我微笑。
神父讲完道后，仪式还在继续。做完弥撒后，我被邀请站在了圣坛的前面。当我站上圣坛后，一排排的儿童向我献了小花束，他们的父母在一旁鼓掌。
在与苏联的长期斗争中，我总是认为，我最坚强的盟友是东方集团里的普通人民大众。虽然真正的差异将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分隔开来，但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孩子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一个人们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国家。
当一位读者将我这两部自传读到这里时，他将要读完一份工作忙碌的、富有成果的并且总的讲来生活是愉快的记录。我希望今后一段时候情况仍然会这样。但是写自传不仅迫使我要进行更多的内省，而且甚至要把我的一生看成是某种已经做完的工作，好像出版商提出的最后期限更加重要，所以，一位活着的政治家能合理追求的墓志铭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已作了回答——不是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要作出一个公平的定论，必须首先要问：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取得的最好成果是什么？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告诉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不幸都转瞬即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更不用说决定未来，在私生活中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们在这些前景上继续有所作为。同样，作为首相，当时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给予我的继任者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比我在１９７９年不满的冬天所继承的那个国家要好。我努力这样做。虽然也有一些挫折，但我可以声称我取得了许多政绩。１－－９９０年，英国人民更加自由了，更加富裕了，内部纷争带来的苦痛减少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享有更好的世界和平前景。但是在政治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这些成就会是永恒的吗？这些成就会倒退吗？有些新的争议或云雾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