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通往权力之路-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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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在我们整个贸易中，与非欧洲共同体国家贸易的份额，特别是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贸易份额正在增长，并将会继续增长。
此外，由于我们在欧洲共同体内，因此向英国的一些投资无疑会继续下去，但由于欧洲联盟规章的不灵活和社会成本高，因此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投资也会日益增加。由于传统，也由于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优越地位，英国自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不是欧洲大陆的贸易国。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新的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我们得保留降低我们工业费用的权利。这不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欧洲邻国轻易地发生争吵。但它的确表明，我们不要再认为，好像美国的经济前景主要依靠于证明我们是〃好的欧洲人〃。
第二，要认识到英国所拥有的非经济力量，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在欧洲谈判中具有特殊的份量。尽管美国与英国政府的关系目前出现了冷淡，但基于我们共同的经验、传统和思想感情，这种〃特殊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现实。在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前奏阶段，我自己关于英美关系的经验使我确信，无论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是怎样作出估计的，在纱须执行重要任务时，我们都知道美国只能依靠具有全球眼光和愿意维护国际秩序的少数几个享有声誉的国家。这主要是指我们自己和法国人。法国人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表现出色，但一般对美国所领导的事业抱有怀疑。英美关系本身自然与英语是２１世纪的语言这一无可质疑的优势紧密相关。因此，从战略上考虑，欧洲大陆精明的政治家有理由希望与我们保持相互满意的、至少是可以令人容忍的关系。
最后，我们的伙伴们不应该以为我们最后总想签一个协议。虽然我们更情愿合作，但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充分准备有人会很不合作。如果有人企图迫使我们进一步走向联邦主义，或者，如果我们要求修改对我们不利的现有安排受到忽视，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我们的否决权，坚决利用根据现有条约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不合作的渠道。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时刻，即戴高乐主义的斗篷可能会很合身地披在盎克鲁…撒克逊人的肩上。
在一系列欧洲理事会上，同样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我最后一次参加的罗马理事会上，为维护英国利益进行的多年斗争告诫我、不要相信在１９９６年取得成果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用说是件容易的事。此前，将会有来自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施加的压力，１９９４年９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关于成立一个致力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核心力量〃的建议，表明缓和进程已经开始。虽然，正如我要建议的，肯定不应当立即抛弃〃两层〃欧洲的概念。在复杂的谈判中，重要的是要将策略与强硬结合起来，为英国取得最好的结果。但是，即使在现阶段，重要的是要详细说明这一结果将会是什么。
除了极少数坚定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外，人们都认识到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利弊各半。当时，当共产主义的边界斜穿过欧洲中部时，虽然战略考虑不是没有份量，但正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利弊各半基本上是指经济方面的。一方面，我们未受到限制地进入了一个大的西欧市场。我们设想，当我们的经济有了增长）内部自由贸易政策占了上风时，这一市场会扩大。但是分类帐的另一边是，我们将是共同体预算大的净捐助国，这反映在共同农业政策的费用不成比例。我们知道，法国主张补贴与保护的倾向会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推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当时我们毫不担心地认为，这些倾向能够得到限制，也许能够改变。更认真他说，我们当时没有预见到，由于欧洲委员会的野心，会促使走向集中决策，没有顶见到会从布鲁塞尔导致干涉性的社会管制，也未预见到它会对议会的独立自立和联合王国的法律带来这么大的挑战。怎样才能恢复英国的利益？
第一步，只不过是要求与我们的欧洲伙伴举行最低限度的协商或谈判，这不应当推迟。声称我们是否准备放弃英镑和参加单一欧洲货币这是将来的事，这种说法不大好。任何时候作出这一决定都将会（至少在理论上说是〃不可更改地〃）阻止英国政府控制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从而夺走了民主的核心。肯定他说，不举行公民投票、就不应该考虑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如果政府现在就宣布反对单一货币，那会更好，因为它能使公众放心，表明我们与其他大多数欧洲政府主张联邦主义的目标有原则的不同。同样，也应该表明，不存在英镑回到汇率机制或回到任何后续制度的问题。现在发表这类声明就能使共同体的其他国家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能更加迫使其他国家政府向它们的选民们表明自己的真实目的。官对恢复对保守党的支持也会带来无穷的好处。
也有必要澄清我们对〃两层〃欧洲这一计划的态度。根据这一计划，其核心集团拥有经济与货币联盟、高度的社会管制权和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要不是有时是各种混乱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原因，英国对于这一计划的立即反应是反对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走向其议事日程即由法一德轴心所控制的联邦制的欧洲，这一步更加不能令人接受。另一些人反对它是因为他们渴望英国成为该〃核心力量〃的一部分，例如在防务事务方面。可是，进一步牺牲我们的浊立自主，这在对内和对外的欧洲关系中，对我们都无好处，事实上是正好相反。把我们的国防决策权置于欧洲控制之下，肯定他说，这是不行的。适当的国际机制一事实上，其唯一可行的军事机构——是北约组织。
但是这一新形势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有必要说清楚，如果我们允许对现有的条约框架进行修改，让拟议中的发展继续下去，我们的利益必须受到照顾。如果有人试图建立这一〃核心力量〃而不尊重我们的基本观点和利益，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我们拥有的各种手段予以阻止和使其中断。一项绝对重要的要求是要确保〃核心力量〃国家不得把它们自己有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强加在其他成员国身上，如单一市场的运转。在这一市场里，它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最后是不一致的。我们同意那些国家所寻求的改变，要价可能进一步包括对现有条约的一些条款进行分类评估，因为这些条款对我们不利，顺便说一句，也对其他成员国不利。
一件明显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涉及英国对欧洲联盟财政捐款的处理。接纳农业仍占非常重要地位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为正式成员国是十分可取的，但无论怎么说，一旦这成为现实，很难看出目前的共同农业政策怎样能继续下去。共同农业政策不仅消耗了财源，而且使粮食价格大大高于一般国际水平，所以也增加了人工费用和企业成本。可以进行公开辩论的是，如果有什么办法的话，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取代它，以支持英国的农业。同样，应该进行修改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团结基金〃。马斯特里赫特预期上述政策会给经济较弱的国家带来财政和金融困难，〃团结基金〃将用来给予补偿。
其次，我们应当试图改变欧洲共同体日益增强的保护主义，它几乎使关贸总协定回合离开了其正常的进程，并且大大地减少了它发挥作用的机会，使英国的财富和就业受到了损失。不幸的是，由于共同体的社会政策以及劳力市场缺少灵活性，保护主义的思想很可能随着费用的增长而增长，从而使欧洲的工业不能有效地参加竞争。但是，由于优势已从欧洲移到美国，欧洲联盟已比从前更加难以继续执行这类保护主义。帕特里克·梅塞林教授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
直到最近，美国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行为准则所制定的贸易政策还拿不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案……。但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情况将会发生逆转。美国——随着南美洲国家开放了它们的边界和推动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将能享有地区性机会所能提供的缓和。相比之下，欧盟已大大耗尽了其能力，在将来一段长时期内不可能显著地扩大区域贸易。欧盟——它南边与东边的邻国不相信自由贸易能带来好处，或者因为国家大小而不能给欧盟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将处于美国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所处的地位。
欧盟只剩下一条路，它必须使关贸总协定从其贸易政策的边缘移向它的中心。
如果这没有发生——更糟的是，如果如我指出的那样，欧共体进一步走向保护主义——英国所受的不利影响将最大。这就是为什么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在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间作出特别安排。
这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像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它将把中欧和东欧正在出现的市场民主体制与欧盟本身合并为一。这将会带来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首先，它将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能顺利地进入美洲迅速扩大的市场。７０年代初表明我们有理由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８０年代中期和末期表明有理由成立单一市场的所有同样的论点——即扩大贸易机会——在这里都适用。其次，由于有了具有自由企业和公开贸易传统的美国人，因此，在新的跨越大西洋的贸易构架中，我们将使欧洲大陆不再那么强调津贴和保护——这对英国有利。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们在主张自由市场这个问题上就不那么会成为一个孤独的声音。第三，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将有助于巩固北约组织——冷战结束后，它存在的理由已受到怀疑。一个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将会为美国继续对欧洲防务的承诺创造条件，同时也会使对德国占支配地位感到忧虑的欧洲国家感到放心。最后，新的自由贸易区在关贸总协定中将会成为最强大的、但也是最自由的集团。这样，就能坚持使全球走向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英国的有利地位使它能在大西洋两岸为推行这一做法进行辩护。此外，它会为我们的特殊利益和我们作为一个外向型的、传统上致力于与美国建立巩固联系的公开贸易国带来许多好处。
最后，我们在计划通往１９９６年的道路时，不能继续忽视对我们议会主权的侵蚀。正如上议院议员丹宁勋爵所说：
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惊恐的是，欧洲法律不仅仅是使英国港湾涨潮的海水。现在它像海啸，冲垮了我们的海堤，淹没了我们内地的田野和房屋。
现在需要考虑如何才能确切地保护英国的宪法——生死攸关的最终关键——使其不受这一〃海啸〃的袭击。肯定他说，只有依靠明确地行使议会的独立自主权才能做到。此外，越早从欧洲法院手中夺回主动权以澄清英国的司法思想越好。有充足的理由修改１９７２年的《欧洲共同体法》，使议会最终能超越所有共同体的法律之上，清楚表明议会通过的明文规定比共同体的法律具有更高的效力。
在维护国内法最终的至高权力方面，英国在共同体内不会是孤立的。例如德国，它就不承认共同体法律凌驾于它的宪法之上，就像联邦立宪法院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问题上已清楚说明的那样。同样，法国也维护了它宪法的最终的至高权力。它的行政法院制订了一些原则和程序，如果法国利益需要，它们可以限制共同体法律的具体实施。
我们在英国也应该制订出一些规章处理在共同体法律与英国议会法之间出现的偶然性纠纷（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现的纠纷），并建立一个程序，规定当一项法令与共同体的法律无意中发生冲突时，如果有必要，要通过枢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执行，以制止法院裁决和司法思想出现的缩小议会主权范围的趋势。应该有一个只有议会才能立法的受保护事项的保留名单，包括我们宪法的调停和抗辩权。最后，我们应该拥有可由枢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权，使我们能最后防止某些具体的共同体法律和决定在联合王国生效。人们认为，我们会很少使用这些权力，可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来自欧洲的侵犯。但是有关如何采取而不是应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的辩论本来早就应该进行了。
不可能事先准确地预测这一谈判过程会在哪里结束。英国在共同体成员中会不会坐在外面的一排，我们会不会享有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后来欧洲经济区国家已享有多年的、类似的伙伴关系协定，或者，欧洲联盟会不会按照新条约在各国之间变成一系列像〃可变化的几何图形〃似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无论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