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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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各国人士的指责多少有些事实佐证，才能得以广泛流传。我在亚维隆生意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里便亲眼目睹了这么一段插曲，证实了法国人对英国人肠胃的深切理解名不虚传。
马桶风波
那是一对英国夫妻，带着年幼的儿子在悠闲自在地喝着咖啡。这时，儿子提出要上厕所。父亲闻言，眼光顿时从手上那份两天前的《每日电讯报》上警惕地抬了起来。
“你最好先去看看卫生间的情况，”他对孩子的妈妈说道：“还记得在加来（calais，法国北部港口城市）的那次吗？”
母亲叹一口气，迈着义不容辞的坚定步伐向咖啡馆后面的阴暗角落走去。很快，她便脚步零乱地再次出现了，脸上的表情像刚吞了一整个酸涩的柠檬。
“简直太恶心了。罗杰千万不能去。”
听了这话，小罗杰反而立即对那个禁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非去不可，”他甩出了王牌：“我要上大号。一定要去。”
“那里面连一个马桶座都没有，只有一个洞。” 母亲的面部表情依然是那么紧张。
“我不管，我要去。” 孩子保持着胜者的姿态。
“那你带他去好了，”当妈的说道：“我可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
父亲不得已，只好磨磨蹭蹭地折起报纸站起来。只有小罗杰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跑在前面，拼命拖拉着他爸爸的手。
“你最好把报纸也带去，”当妈的说。
“我回来再看。”父亲不解其意。
“那里没有纸。”她咬牙切齿地轻声说道。
“啊。这样啊，那我得想办法把连字游戏给留下来。” 父亲见怪不怪地说道，显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几分钟过去了。正当我考虑要不要开口问问那位母亲，在加来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咖啡馆后面突然传来一声大叫。
“哇！”
罗杰逃难似地首先蹿了出来，后面跟着他面色灰白的父亲，手里捏着残余的报纸。小家伙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他的遭遇，引得全咖啡馆的人都停止了谈话。他的监护人无奈地望着妻子，耸耸肩。不过是上一次厕所，英国人就有本事搞得轰轰烈烈。
让罗杰一家如此惊惶失措的设备，是一套“土耳其式马桶”。那是一个浅浅的陶瓷盆，中间部分有一个孔洞，瓷盆的两边各有一个踏脚板。据说这是一位土耳其清洁工程师为了尽量让人感到方便而特意设计的。法国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改良，配备了高压冲水装置。用这种装置喷射而出的水流往往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如厕者稍不留神，双脚便会被水冲湿。前人总结出两种避免水漫脚面的方法：第一，退到门口没有水渍的地方再伸手拉冲水杆，但这需要一只修长的手臂，同时还要注意必须保持身体平衡；第二种方法是，干脆根本不冲水。而使用第二种方法的人，不幸甚为普遍。除了‘土耳其式马桶’外，有些厕所还安装了自动节电装置，从而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这种装置的电灯开关设在厕所门外，电子计时器会在如厕者进入38秒后自动关闭电灯，使屋里陷入一片黑暗。此举一石二鸟，既可节省宝贵的电力，又可防止有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如此绝妙的计策，世界上恐怕只有法国人才能想得出来。
白色马桶
更令人惊讶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大批量地生产制造着“土耳其式马桶”。纵然是最摩登时髦的咖啡馆，后面也极有可能隐藏着这样一个恐怖地带。没想到，当我在电话里向曼尼古希先生提起我的这一发现时，他居然跳起来为法国卫生设备奋起辩护。他坚持声称，高级的法国马桶，其制作之精致完美，能让美国人也叹为观止。他提议我们见个面，讨论一下在我们家装两个什么样的马桶，他手上有些样品，保证我们看得眼花缘乱。
曼尼古希带了一箱子的产品目录来，统统倾倒在院中的大桌上，同时发表了另一篇令人困惑的有关直立式和水平式排泄法的见解。正如曼尼古希所说，马桶的花样繁多，可是式样和色彩都过于大胆新潮——不是酒红色就是杏黄色，上面还镌刻着短粗的花纹。可我们的要求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是朴素的白色那种就好。
“那太简单了，”他说。现代法国卫生设备正经历着一场大革命，设计师们纷纷采用新式样、新色彩，而不再使用传统的白色。不过，曼尼古希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他最近才看到一款，可能正是我们想要的。说着，他开始翻找他的目录册。
“这不是吗，”他指花团锦簇中的一点白色，说道：“就是它。”“哇塞！精品马桶啊！”他把目录照片推向我们。照片上的马桶亭亭玉立，娇小动人，犹如罗马时代的宫中花瓶。照片的下方赫然标示着出品人的大名：皮尔·卡丹。
“看到没有？”曼尼古希赞叹着说道：“这可是皮尔·卡丹设计的呢。” 确实如此，除了有卡丹的签名之外，它完美无缺。我们毫不犹豫地订购了两个。
一周后，曼尼古希打电话来，忧伤地告诉我们，卡丹公司不再制造我们想要的那种马桶了。
这真是劫数啊，”他遗憾地叹息道：“不过，别担心，我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的。”
又过了十天，曼尼古希再次登门时已经完全是一幅胜利者的姿态。走上台阶时，他高举着另一份新的产品目录册挥舞着。
“一样高级！”他喊道：“一样高级！”
皮尔·卡丹也许已经离开了浴室，但另一位英勇的设计大师库勒耶（courreges）接替了他的位置。库勒耶的一款设计与卡丹极为相似，而且相当自制地没有在上面签名，使马桶得以保持清白。我们向曼尼古希道贺，他也当仁不让地奖励了自己一杯可口可乐，仰起头，一饮而尽。
“今天搞掂马桶，明天我们就开始装中央供暖系统。” 曼尼古希的兴致很高，在摄氏33℃的阳光下，开始向我们诉说暖气机开动起来屋里将是多么的暖和，顺便也提到了他的整修计划。根据他的计划，几个房间的墙壁要凿洞，届时一定会尘土飞扬，电钻的噪音无疑将掩盖住蜜蜂的嗡嗡声和知了的鸣叫声。按曼尼古希的话说，工程进行期间只有一样好处：两三周内都不会有客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普罗旺斯的一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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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尼的风采
可是，在这段震耳欲聋的隐居期即将来临之前，我们还准备迎接最后一位客人。此君行止笨拙，经常惹祸上身，同时生性粗心而毛躁，总是不厌其烦地卷入一个又一个家庭财物破坏事件――不是打翻东西便是砸损物件。连他自己都毫不讳言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客人”。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地邀请他在这场大破坏之前光临，好把他来访期间制造的碎片残骸统统埋葬在八月的残垣瓦砾之下。他就是班尼，我相交了15年的密友。我们虽然喜欢他，但却也不得不提防着他。
预定抵达时间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从机场打电话来，问我可否开车去接他。据说出租车公司方面出了一点小问题，他被困在机场了。
我在候机楼上的吧台找到班尼时，他正怡然自得地喝着香槟，翻阅着一本法文版的《花花公子》杂志。班尼老兄年近50，身材瘦长，仪表堂堂，上身着一件高雅的西装，可惜衬衫上却斑斑点点，污浊不堪，高档的西装裤也像被烧焦了似的。“抱歉，把你给拖出来，”他说：“可是他们没有车了。唉，还是先喝杯香槟吧。”
在我的催问下，班尼只好如实地讲述了他的遭遇。而在我看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实在是太寻常不过了。班尼搭乘的飞机准时抵达，他预订的一部敞蓬轿车也早已等候在那里。午后明媚的阳光使班尼兴致勃勃，他放下顶蓬，在上路前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雪茄。雪茄在路上宜人的和风吹抚下燃烧得很快。二十分钟后，班尼便不得不带着遗憾将即将燃尽的烟头甩掉。至今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当时潇洒的姿势。渐渐的，他发现过往的车辆都开始向他招手致意，他遂也微笑着频频挥手还礼。心中暗想，法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友善了。还差几公里就要上高速公路时，他终于意识到车后起了火，都是那没熄灭的雪茄烟头掉在椅垫上惹的祸。按班尼自己的描述，他当时的头脑异常地沉着冷静，立即把车子停向路边，很快便做出了站在前座上用尿液灭火的机智决策。而这也正是警察到来时发现班尼正在进行的工作。
“他们都非常客气，” 班尼说道：“还建议我把车子开回机场。倒是出租车公司的人十分顽固，说什么也不肯再换一部车给我。”
他喝完啤酒，把账单交给我。因为兴奋紧张了一下午，他还没来得及去兑换旅行支票呢。我们很高兴见到班尼，他还是老样子，依然那么风度翩翩，依然笨拙得无可救药，依然衣着体面但永远手头拮据。记得有次受他邀请参加晚宴，我们都没带钱，结果我和妻子只得冒充他的女仆与跟班，事后再与他对分小费。跟班尼在一起，总是笑声不断，弄得一顿晚餐一直吃到凌晨时分。
接下来的一周还算风平浪静。像班尼老兄这样一位平时看个手表都能把酒泼得浑身都是、裤子永远比人先品尝到饭菜的人来说，一周内只打破了一两样东西已经属于奇迹了。至于游泳时莫名其妙地把浴巾遗失在泳池里、突然发现护照随着脏衣服送进了干洗店，以及有几回以为自己吞下了黄蜂等小事，就更算不上什么了。
班尼终于走了。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希望他不久后还能再来，以便接着喝光我们在他床下发现的四杯残酒，并一道取走他那条明晃晃地遗留在衣帽架上的内裤。
车站咖啡店
奔牛村那家古老的车站咖啡店最先是贝纳向我们推荐的。他郑重其事地形容，那是一家旧式家庭餐厅，早在食物成为一种时尚、酒馆开始卖鸭肉而不是卖牛肉以前，法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餐厅的身影。“要去就快，”贝纳说，“因为老板娘已经开始念叨退休了。别忘了带上好胃口，老板娘喜欢看人吃得盘底朝天。”
奔牛村的车站已经关闭40多年了，站前无人照管，道路布满坑凹，从街道上看不出那里 面会有一家餐馆——既没有招牌，也不见张贴菜单。我们打这儿走过几十回了，一向以为这栋房子里无人居住，殊不知树林后面还隐藏着一个趴满了的停车场。
我们在一辆当地救护车和一辆水泥车之间把车停稳，很远之外便听到餐馆敞开的窗内传出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和嘈杂的人声。餐馆距车站约50公尺远，四四方方地挺立在那里，显得朴实无华。门上几个手写的大字：“车站咖啡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褪色，不仔细看几乎认不出来。
这时，一辆小型雷诺货车开进停车场，两个身着工作服的男子跳下车，走到外墙边一个老旧的水槽，用木架子上的黄色沉年香皂洗了洗手。端着还在滴水的双手，他们用手肘推开门，径直走向酒吧末端挂在钩子上的毛巾。看得出，他们已经是常客了。等他们擦干手，两杯酒和一瓶水已经摆在桌上恭候了。
餐厅很大，通风良好。前厅相对阴暗，后厅则十分敞亮。后窗外是一片田野和葡萄园，绵延到远方朦胧而高大的卢贝隆山。正午其实才刚过几分钟，餐厅里至少已经有四十人在用餐了。普罗旺斯人什么都可以耽误，唯独午餐是必须准时的，仿佛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个定时器。人们的格言是：正午进餐，刻不容缓。
每张桌上都铺着白色的纸桌布，摆着两瓶没贴商标的酒，一瓶红色，一瓶粉色，那是两百公尺外对街上的奔牛村合作社自己生产的。这儿没有菜单可看，老板娘每周一到周五制作五种不同菜式，她做什么，顾客就得吃什么。她的女儿送上一篮柔软好吃的面包，顺便问我们要不要喝水，如果要添酒可以随时告诉她。
大多数顾客好像彼此都认识，吃饭之余还不忘了隔着餐桌相互调侃。一个胖大个儿被指为正在减肥，他听了佯作气愤地停下手中的刀叉，怒目圆睁地盯住声音传来的方向，以示抗议。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的电工和为我们铺石阶的布鲁诺也在一个角落里同桌吃饭，接着又认出另外两三张面孔，自从我们家第一次停工以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这几位的面颊都晒得通红，显得既健康又轻松，仿佛刚刚度假归来。其中一位显然也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喊道：
“我们不在，家中清静多了吧？”
我们表示，八月份复工时，希望他们都能来。
“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准儿去。”他的手摇摆着。我们明白：怕是又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