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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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
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
广告界的风云人物
如纱的薄雾，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清晨。我们散步归来时，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先看到了那个陌生人，勇敢地扑上前去绕着他打转，做出虚张声势的攻击姿态。
陌生人站在游泳池边上，一只手挥舞着一只男式手提箱防范着狗儿的攻势，往深水区愈退愈近。看到我们，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狗还好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托尼吗？
他携着提箱跟进入到屋里，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这位仁兄块头很大，腰腹部以上结结实实地堆满了丰厚的赘肉。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松松，身上是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喜欢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一个鼓胀的记事本、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一个金质打火机。对了，他的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还躺着一枚金坠子。他自我介绍说从事的是广告行业。
托尼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创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崛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了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客户合同。现在，他说，他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但是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和个人事业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看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来回摆弄着，不时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心烦意乱地扭动一下身子。突然，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一下是否他前脚才离开，公司后脚就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就听熟了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是从普罗旺斯打来的。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言给我？没有？大卫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号码是多少？）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托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表示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几天也勉强能够维持。终于，他静下心来，准备全心全意地和我们一道，进行购买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了英明果敢、当机立断的交易作风，在这儿却往往因为某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纠缠数月，使谈判毫无进展，最终只好放弃。在购房谈判中，往往有些事会大出购买者的意料。而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总是高于广告价格，这难免令人心生警惕，疑虑大起。其实，个中的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８％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还要由买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的价钱，才能应付掉所有的杂项支出。
卖房有方，瞒天过海
当然，这当中也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这便是双重价格法。有过这样的案例――住在埃克斯（ai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一百万法郎。 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按法律要缴纳不少的所得税，这个念头让他想起来便心如刀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六十万法郎，而他也只好咬着牙根交上这部分的税款。而其余四十万法郎他要求买方付现金，而且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 法律公证费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这样的话岂非皆大欢喜。
这种方法实际运作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律师或公证员的极大谅解。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中介齐集公证律师处，由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六十万法郎，但买主带来的另外四十万法郎这时也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这一切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会突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而且一呆就是半晌。直到估摸着那头钱款的数额清点得差不多了，律师才会再度露面，接过合约约定数额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难怪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只半瞎的眼睛和一个识时务的膀胱。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许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所持份额均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征得每位遗产继承人的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达成。我家附近一户老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为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有三位还有着科西嘉人的血统。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是最难打交道的。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一般总是大约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而3个科西嘉兄弟总是无一例外地反对。农舍至今也没有卖出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还将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也许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屋产权单归一人所有，比如马索的房子，也不能保证交易能够顺利完成。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靠喝酒赌钱来打发下半辈子。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会立刻起疑心，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要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之后，房主总在成交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若无其事似地说出一些好像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诸如，柴房在赌牌时输给邻居了；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原则上来说，有权可以每年两次循着旧时的小路、通过目前厨房所在的位置；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而今更有斗争升级的意思；也有可能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等等——总之，总会有些事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买主必须兼具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最终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房屋代理。一路上，我试图向托尼解释当地的种种状况，但徒劳。他以一种自以为谦虚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他可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料想法国的小官僚或当地的农夫也占不着他的便宜。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商业助理的小人物给他认识。
房产中介是位女士，她来到办公室的门口迎接我们。在落座时，她拿出厚厚两大叠房产资料，资料中还附有照片。她不会讲英文，托尼的法文在此时也变得非常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托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忍受着托尼在翻看档案时不断迸出的“操！”“开玩笑！”等轻薄的言语，在其间的间歇处尽量把这些字句婉转地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废话。
原先，托尼是打算寻觅一座不带土地的村舍。他太忙，恐怕根本没空料理庭院。可是翻阅房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的是，他竟然对三处房产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看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抬腕看看手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却原来这只是他的肠胃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等两点钟再来。”他向房产中介伸出两根手指头挥了挥，她微笑点头表示明白。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扇门，好让那位可怜的女士自行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托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了。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但他随即叫来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不幸的是，账单送来时他才知道，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感兴趣。最后，还是由我付了账，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一话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托尼显然并没有被我的小幽默所感染，终于流露出了一丝身在他乡而又“语言”不通的郁闷。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他毕竟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负有一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那位房产中介表达了歉意。“别放在心上，”她说：“巴黎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我听不懂他都讲了些什么。”
音乐与电力的关系
最后确认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的标志，是曼尼古希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他的夏季计划，为我们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他的羊毛软帽换成了印有清洁卫生用具宣传标志的棉质毡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是换上了棕色的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身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外加丛林帽。两人在我家的两头来回丈量着，曼尼古希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着长篇大论。
音乐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他和妻子最近参加了一场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安排了舞会，跳舞恰好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绝对不会输给18岁的年轻人。”我完全可以想像他拥着夫人、轻盈而精确地在地板上旋转的潇洒风姿。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礼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便靠吹笛子来自娱自乐。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笛子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道，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而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相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一下莫扎特的作品，是多么严谨而有节律啊，你不得不承认，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出色。
我正嘡目结舌不知如何作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的房子加起来一共需要二十部暖气片。曼尼古希听了，做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力地在空中甩动，好像烫伤了指头似地喊起来：“唉呀呀，那不是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他开始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惊异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前用的是旧币算法。即便如此，这仍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他不断地强调角钢的价格昂贵，再加上政府还要抽18。6％的交易税，这实际上也是不得以的一个价格。说到交税，倒是让他想起财务制度的不公平是多么的可恶，充分表现出政客们的邪恶卑鄙。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道：“得付交易税，分文不能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得交足全额的税。可是买鱼子酱呢，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那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才会买鱼子酱？” 我立即声明我可从不买那玩意。“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一边检查学徒对暖气的测量数据，一边怒气冲冲地诅咒起那些在巴黎纵情声色的阔佬们。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希的光辉思想一直笼罩在我们家的上空。他拿着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同时边做工边发表他的宏论。我们听讲的兴致不高，另外，这其中的过程漫长难熬，几乎每个屋子都要经受一番同样的折磨。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房屋内部的时候，人可以住在户外。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