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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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２５分钟！别人才５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
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３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
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
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生命价值六十四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
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
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３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评语：有心理缺憾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Ｎ’。其他的我都拿‘Ｎ’，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Ｎ’是正常（normal），“”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
“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
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
“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
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我实在疯了！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
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
却得了个“”——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
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
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
理查德·费曼谨上结果：“缓役，健康因素。”
。。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1
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４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四处搜寻旅社
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