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文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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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你与李应，李静与王德！”
“怎么？”
“不敢跑！不敢跑！现在，把跑的机会也没有了！”“四哥！”龙凤叹了一口气，“往事不用再说。我问你，李应是生是死？”
“他要是跑了，他就是活了；我没得着他的消息，可是我敢这么下断语！”
“万一他要回来，你可千万告诉他，我还等着他呀！”“我不上心，我是狗！”赵四当着妇女不敢起极野的誓！
“四哥！我谢谢你！以后的消息是全凭你作枢纽了！”“没错，姑娘！”
“好！这是我的通信处，他回来，或是有消息，千万告诉我！”
“可我不会写字呢？”
“姓赵的赵你会写罢？”
“对付着！”
“一张白纸上写着一赵字，再求别人写个信封，我就明白是他回来了！四哥，办的到办不到？”
妇人要是着急，出的主意有时候轻微的可笑，可是她们的赤子之心比男人多一点！
“办的到！好！姑娘，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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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哲学（45）
小！说
赵四没有什么哲学思想，他对于生、死、生命……等问题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他也不似诗人常说“生命是何等酸苦的一篇功课呢！死罢！”他只知道：到生的时就生，到死的时候就死！在生死中间的那条路上，只好勇敢的走！可是，到底什么时死呢？据他想：典当铺里没有抵押品，饼铺里不欠钱，穿着新大褂，而且袋中有自由花的两角钱，那就是死的时候！
赵四的理想有一部分的真理：人们当在愁波患海之中，纵身心微弱，也还扎挣着往前干，好象愁患的链锁箍住那条迎风欲倒的身体，欲死而不得。这样的一个人，一旦心缝中觉得一阵舒服，那团苦气再拧结不住；于是身上一发轻，心中一发暖，眼前一发亮，死了！
李老人便是这么一个在患难中浮泛的人，他久病的身体好似被忧患捆住，胶住，他甘心一死，而那条酷虐的铁链越箍越紧，他只能用他的骨瘦如柴的身躯负着那一片海水似的愁闷。现在，他把老张的债清了，他的侄女又在他的左右了，他的侄子跑了，跑了是正合他的意，于是他心里没有可想的了，那层愁苦的胶漆失了紧缚之力！他自己知道，于就寝之前，自己照了照镜子，摸了摸眉间的皱纹，觉得舒展开了。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盖好了被子，长眠去了！…………
他死了！死去一天，两天，三天，……世界上没有事似的：风吹着，雨落着，花开着，鸟唱着……谁理会世上少了一个人！
她，李静，闭眼看见他，睁眼看见他，他还是她自幼相从的叔父，然而他可摸到的身体已埋在沙土之中了！风，雨，花，鸟，还依然奏着世界的大曲，谁知道，谁理会世界上少了一个人，世界上有个可怜的她！
王德在灵前哭了李老人一场，然而没有和她说话！她又看见了他一次，他已经是别个女人的他了！
赵姑母只在李老人死的第二日哭了她兄弟一阵，把李老人所卖的五彩瓶的钱，除李应花去的，还有二十多元，交给李静，一句话没多说的走了！她不能理李静，李静是个没廉耻的女孩子，临嫁逃走的！
蓝小山写来一对挽联，穿着一身重孝，前来吊唁。然后对她供献他的爱情，这是他的机会，她没有理他！孙守备帮助她料理丧事，安慰着她：“姑娘！我就当你的叔父，你将来的事有我负责，只不要哭坏你的身体！……”王德是别人的了！
李应不知到那里去！
姑母家回不去，也不肯去！
蓝小山的爱情不能接受！
孙守备的恩惠无可为报，而他的护持也不能受，他的思想和她的相隔太远！
别人，没有知道她的，更没有明白她的！
…………
她找她叔父去了！
花谢花开，花丛中彼此不知道谁开谁谢！风，雨，花，鸟，还鼓动着世界的灿烂之梦，谁知道又少了一朵鲜美的花！她死了！
…………
这段故事的时期，大概在中华民国八九年到十一二年之间。到现在我写这个故事，一切的局面已经不是前几年的故态；如步军统领衙门几年前还是个很有势力的，现在已经是历史上的材料了！我们书中的人物，死的没法再生，而生的在这几年内，又变化万端了。
我们第一位英雄老张，因他盟兄李五作了师长，一个电报送到北京政府保荐老张作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老张与教育厅长两名词发生关系以后，自有新闻纸与政府公文作将来为老张写传记的材料，不用我们分心。我所应当在这里附带说一两句的是：老张作厅长之后娶了两个妾，一共还没用了五百块钱。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听说李应跑到天津，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些事业。他由赵四处得到龙凤的通信处，给她写过几封信，而一封回信也没接到。据传说龙凤嫁了一个富人，她的父亲已辞去教会的事不作，而与女儿女婿一处住。李应当怎样的难受？……孙八经孙守备的监视，不敢再萌娶妾的心。大概俟孙老者死后再说。可是现在孙老者还十分健壮。龙树古把欠孙八的钱还清，孙八把一千多元都交给了李山东，扩充他的买卖。……
南飞生因作事有手腕，已经作了县知事，听说也颇赚钱呢！
王德父亲死了，他当了家，而且作了父亲，陈姑娘供献给他一个肥胖的大男孩！……蓝小山换了一副玳瑁边的赭色眼镜，因为蓝眼镜好象不吉祥似的。别的事，与其说我们不知道，还不如说我们不明白蓝小山的玄妙，较为妥当。
赵四还是拉车挣饭吃，有一次真买了一对小白老鼠给小三，小四送去那对小白老鼠也不如赵四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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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序）
。网
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这两篇是两家刊物的“长篇连载”的特约稿，约定：每月各登万字，稿酬十元千字。这样，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职业写家矣。两篇各得三万余字，暴敌即诡袭芦沟桥，遂不续写。两稿与书籍俱存济南的齐鲁大学内，今已全失。十一月，我从济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终没有写过长篇。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人家给我出什么题，我便写什么，好坏不管，只求尽力；于是，时间与精力零售，长篇不可得矣。还有，在抗战前写作，选定题旨，可以从容搜集材料，而后再从容的排列，从容的修改。抗战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难得从容，乃不敢轻率从事长篇。再说，全面抗战，包罗万象，小题不屑于写，大题又写不上来，只好等等看。
去年夏天来碚，决定写个中篇小说。原因：（一）天气极热，不敢回渝；北碚亦热，但较渝清静，故决定留碚写作。（二）抗战中曾屡屡试写剧本，全不象样，友好多劝舍剧而返归小说。（三）荣誉军人萧君亦五在碚服务，关于军事者可随时打听。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
写完，从头读阅一遍，自下判语：要不得！有种种原因使此书失败：（一）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说。我的写作生活一向是有规律的，这就是说，我永远不昼夜不分的赶活，而天天把上半天划作写作的时间，写多写少都不管，反正过午即不再作，夜晚连信也不写。不过，这种细水长流的办法也须在身体好，心境好的时候才能办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时节，象去年夏天，就没法不过度的勉强，而过度的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楞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的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处。这些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筋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的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是文城。文城是地图上找不出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说，它并不存在，而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在任何沦陷过的地方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使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这个方法要不得！
不过，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我要写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装满。
抗战文艺，谈何容易！
有人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我以为这个意见未免太偏。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争除外。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为什么不可以写呢？而且，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人人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历史，在这节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胡涂。不错，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可是，只有我们分析它，关心它，表现它，我们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灭战争与建立和平。假使我们因厌恶战争而即闭口无言，那便是丢失了去面对现实与真理的勇气，而只好祷告菩萨赐给我们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极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词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我们的笔也须作战，不是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掘出真理，以消灭战争。我们既不能因冷淡战争，忽视战争，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现实，从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我们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们要从丑恶中把美丽夺回，从破坏中再行建设。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个公民应负起的责任，为什么作家单单不喜欢这个调调儿呢？
这可就给作家们找来麻烦。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从何处说起呢？他们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
于是，连博学的萧伯纳老人也皱了眉，而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记得他似乎这么说过。于是，战时的出版物反倒让一个政治家或官吏的报告——象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与格鲁的《东京归来》——或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的经历，与一个战士的日记，风行一时了。不错，一本讲恋爱故事的剧本，或是有十个嫌疑犯的杀人案的侦探小说，也能风行一时，销售百万，可是无奈读者们的心中却有个分寸，他们会辨别哪个是天下大事，哪个是无聊的闲书。等到时过境迁，人们若想着看反映时代的东西，他们会翻阅《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花园里的福尔摩司！
而且他们会耻笑战时的文人是多么无聊，多么浅薄，多么懦弱！
从这一点来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我想多方面的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战争不是不可写，而是不好写。
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边，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