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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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而且歌吟的云……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一个最响，超出于兵们的。
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沙漠在这里，恐怖的……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你们漂流转徙的艺术者，在寂寞里歌舞，怕已经有了归心了罢。你们大约没有复仇的意思，然而一回去，我们也就被复仇了。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呜呼！这便是我对于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对于相识以及不相识的同感的朋友的劝诱，也就是为流转在寂寞中间的歌人们的广告。
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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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晨报副刊》。〔２〕俄国歌剧团指一九二二年春经哈尔滨、长春等地来到北京的俄国歌剧团（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的一个艺术团体），它于四月初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
〔３〕指爱罗先珂。参看本书第２２９页注〔２５〕。他关于沙漠的话，参看《呐喊·鸭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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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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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２〕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
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
回去要分点心给孩子们，我于是乎到一个制糖公司里去买东西。买的是“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气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过是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ａｎｄｉｃ。〔３〕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他说：“那里那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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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鲁迅。
〔２〕私立学校游艺大会指中国实验学校等二十四所男女学校，为解决经费困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八、九、十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游艺大会。
〔３〕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ａｎｄｉｃ今译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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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即罪恶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以卖肉见长了。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胡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诚然，智识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地球是圆的。元质〔２〕有七十多种。＋ｙ＝ｚ。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罪恶，赃物〔３〕……。虚无哲学，多大的权威呵，而说道智识是罪恶。我的智识虽然少，而确实是智识，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于是请教老师去。老师道：“呸，你懒得用功，便胡说，走！”
我想：“老师贪图束罢。智识倒也还不如没有的稳当，可惜粘在我脑里，立刻抛不去，我赶快忘了他罢。”然而迟了。因为这一夜里，我已经死了。
半夜，我躺在公寓的床上，忽而走进两个东西来，一个“活无常”，一个“死有分”〔４〕。但我却并不诧异，因为他们正如城隍庙里塑着的一般。然而跟在后面的两个怪物，却使我吓得失声，因为并非牛头马面〔５〕，而却是羊面猪头！我便悟到，牛马还太聪明，犯了罪，换上这诸公了，这可见智识是罪恶……。我没有想完，猪头便用嘴将我一拱，我于是立刻跌入阴府里，用不着久等烧车马。
到过阴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阴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罗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识么？”朗翁脸上毫无表情的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阴府里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阎罗殿去了。
其时跌在一坐城池里，其中都是青砖绿门的房屋，门顶上大抵是洋灰做的两个所谓狮子，门外面都挂一块招牌。倘在阳间，每一所机关外总挂五六块牌，这里却只一块，足见地皮的宽裕了。这瞬息间，我又被一位手执钢叉的猪头夜叉用鼻子拱进一间屋子里去，外面有牌额是：“油豆滑跌小地狱”
进得里面，却是一望无边的平地，满铺了白豆拌着桐油。只见无数的人在这上面跌倒又起来，起来又跌倒。我也接连的摔了十二交，头上长出许多疙瘩来。但也有竟在门口坐着躺着，不想爬起，虽然浸得油汪汪的，却毫无一个疙瘩的人，可惜我去问他，他们都瞠着眼不说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听见呢还是不懂，不愿意说呢还是无话可谈。
我于是跌上前去，去问那些正在乱跌的人们。其中的一个道：
“这就是罚智识的，因为智识是罪恶，赃物……。我们还算是轻的呢。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他气喘吁吁的断续的说。
“现在昏起来罢。”
“迟了。”
“我听得人说，西医有使人昏睡的药，去请他注射去，好么？”
“不成，我正因为知道医药，所以在这里跌，连针也没有了。”
“那么……有专给人打吗啡针的，听说多是没智识的人……我寻他们去。”
在这谈话时，我们本已滑跌了几百交了。我一失望，便更不留神，忽然将头撞在白豆稀薄的地面上。地面很硬，跌势又重，我于是胡里胡涂的发了昏……阿！自由！我忽而在平野上了，后面是那城，前面望得见公寓。我仍然胡里胡涂的走，一面想：我的妻和儿子，一定已经上京了，他们正围着我的死尸哭呢。我于是扑向我的躯壳去，便直坐起来，他们吓跑了，后来竭力说明，他们才了然，都高兴得大叫道：你还阳了，呵呀，我的老天爷哪……我这样胡里胡涂的想时，忽然活过来了……没有我的妻和儿子在身边，只有一个灯在桌上，我觉得自己睡在公寓里。间壁的一位学生已经从戏园回来，正哼着“先帝爷唉唉唉”〔６〕哩，可见时候是不早了。
这还阳还得太冷静，简直不像还阳，我想，莫非先前也并没有死么？
倘若并没死，那么，朱朗翁也就并没有做阎罗王。
解决这问题，用智识究竟还怕是罪恶，我们还是用感情来决一决罢。
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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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署名风声。
〔２〕元质即元素。
〔３〕智识是罪恶是朱谦之所宣扬的虚无哲学的一个观点。他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又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因为知识是反于淳朴的真情，故自有了知识，而浇淳散朴，天下始大乱。什么道德哪！政治哪！制度文物哪！这些人造的反自然的圈套，何一不从知识发生出来，可见知识是罪恶的原因，为大乱的根源。”按朱谦之，福建闽侯人，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４〕“活无常”和“死有分”，都是迷信传说地狱中的勾魂使者。
〔５〕牛头马面都是佛经传说地狱中的狱卒。〔６〕“先帝爷”传统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词：“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先帝爷，指刘备。
……
随感录二十五〔１〕
生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２〕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３〕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４〕，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ｔｔｏ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５〕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２〕严又陵（１８５８—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１８９４）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