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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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之学说”
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２〕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３〕来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相。记者又在论前介绍说，“泾阳吴宓君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髓而国学复涵养甚深近主撰学衡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时论崇之”。
但这篇大文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说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澈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声势浩大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于是“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了。这就谓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反应的书报一共举了七种，大体上都是“执中驭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现在我也来绍介一回：一《民心周报》，二《经世报》，三《亚洲学术杂志》，四《史地学报》，五《文哲学报》，六《学衡》，七《湘君》。〔４〕此外便是吴君对于这七种书报的“平情衡理”的批评（？）了。例如《民心周报》，“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至于《湘君》之用白话及标点，却又别有道理，那是“《学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的。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５〕。
但最“贯通澈悟”的是拉《经世报》来做“反应”，当《经世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孝为先”的谣言〔６〕，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崇圣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现象了。至于“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亚洲学术杂志》议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７〕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８〕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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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学灯》当时研究系报纸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驳吴宓的文章，指甫生写的《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学灯》。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英、法等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等。当时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３〕《中华新报》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政客组织的反动政治团体）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该报增刊。〔４〕《民心周报》一九一九年创刊，上海民心周报社编辑。《经世报》，月刊，一九一七年创刊，先为日刊，后于一九二二年改为月刊，北京经世报社编辑。《亚洲学术杂志》，月刊，一九二二年创刊，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编辑。《史地学报》，季刊，一九二一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文哲学报》，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哲学研究会编辑。《湘君》，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湘君社编辑。这些报刊大多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
〔５〕“英文标点”其实即国际通用的标点符号，也就是“新式标点”。“学衡派”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连“新式标点”也加以排斥，甚至把国际上各种文字都可以通用的标点符号说成是“英文标点”。作者在这里引用时加上引号，含有讽刺意味。
〔６〕“万恶孝为先”的谣言《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什么话”栏载：“三月八日上海《中华新报》上说：‘陈独秀之禽兽学说，……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
〔７〕《国粹学报》月刊，一九○五年一月创刊于上海，邓实编辑，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该志时常刊载明末遗民反清的文章，对当时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起过一些作用。
〔８〕《长青》周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红》，即《红杂志》，周刊，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快活》，旬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礼拜六》，周刊，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创刊。这些都是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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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震其艰深”
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２〕，其中有一段说：
“新学家薄国学为不足道故为钩辀格磔之文以震其艰深也一读之欲呕再读之昏昏睡去矣”
领教。我先前只以为“钩辀格磔”〔３〕是古人用他来形容鹧鸪的啼声，并无别的深意思；亏得这《文字感想》，才明白这是怪鹧鸪啼得“艰深”了，以此责备他的。但无论如何，“艰深”却不能令人“欲呕”，闻鹧鸪啼而呕者，世固无之，即以文章论，“粤若稽古”〔４〕，注释纷纭，“绎即东雍”〔５〕，圈点不断，这总该可以算是艰深的了，可是也从未听说，有人因此反胃。呕吐的原因决不在乎别人文章的“艰深”，是在乎自己的身体里的，大约因为“国学”积蓄得太多，笔不及写，所以涌出来了罢。
“以震其艰深也”的“震”字，从国学的门外汉看来也不通，但也许是为手民〔６〕所误的，因为排字印报也是新学，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艰深”。
否则，如此“国学”，虽不艰深，却是恶作，真是“一读之欲呕”，再读之必呕矣。
国学国学，新学家既“薄为不足道”，国学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尽途穷了！
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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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涵秋李涵秋（１８７３—１９２４），江苏江都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作品有《广陵潮》等。他的《文字感想》，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时报》的《小时报》专页。
〔３〕“钩辀格磔”象声词，鹧鸪鸣声。《本草纲目》卷四十八《禽部》“集解”引孔志约的话：“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
〔４〕“粤若稽古”语见《尚书·尧典》。粤，亦作“曰”，发语词。关于这四个字，自汉代以来注释的人很多，而各家的注释多不相同。据唐代孔颖达注，是“能考古道而行之”的意思。〔５〕“绛即东雍”语见唐代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樊宗师的文章以艰涩著名，很难断句。注释这篇文章的人很多，断句也不尽相同。该文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按樊宗师曾任绛州刺史，这句话的意思是：绛就东雍旧地建置太守治所。
（６〕手民指排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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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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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２〕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３〕……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４〕，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５〕，我已经记不清是ｏｔｏｉｅｖｋｉ呢，还是Ｔｏｌｔｏｉ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６〕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Ｋｕ，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Ｋ和Ｋｕ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７〕。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８〕之类，例如进化论〔９〕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１０〕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１１〕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１２〕，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１３〕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１４〕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