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凯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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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驳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二十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南面的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的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的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四十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一来因其与“无神论”的主义相悖；有碍“思想统一”；二来恐其“与党争民”；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一九六五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的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庆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一九四九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共产党于争夺天下之际；尚能虑及古都文物的保护；据说；是梁思成日后感戴投报的原因。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八百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首脑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传说：在明初重修城墙时；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铸；以求坚固；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多在夜间操作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世代居住北京的人民中；竟无一人与古墙共存亡者；实在辜负了这城。有识之士；慑于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二年的“大抓阶级斗争”而大多匍伏在地。与此同时；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八百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永远不再。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一八九三年拍摄的旧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天国的钟声又响了。
。。。！
第二章降临
（／小｜说｜网）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元帅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所谓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由于干部子弟的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惟一一人；也是进入四中时尚未参加少年先锋队的惟一一人（他人入队通常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之间）。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某直辖市的市长。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因为眼镜常常掉下来；他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皇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拚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一把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谈话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却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苦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了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的哀痛隐衷。以他的姿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在马背上得到的。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所仅仅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却正是当时形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这个现象的产生同林彪有绝大的关系。他在短短的几年中；运用军队的影响和舆论的力量；成功地使毛泽东从一位正常的国家领袖变成了一位神祗。这种“个人崇拜”在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得到证实（他甚至说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而在一出名为《东方红》的大型歌舞剧中得到十足的体现。我还记得；当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绪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对毛泽东来说；一切世俗的标准完全没有意义；他正是他应该是的样子。记得极小的时候；我问母亲：党是谁？母亲竞无言以对；她说；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