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凯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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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啼哭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我起了名字叫做“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却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却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点八米；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她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子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盯看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嘭嘭”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头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女；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呆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是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逼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 出于偶然。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地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我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四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仅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花；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为了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七十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一九一一年）；她才十一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篦子细细篦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到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呆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却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成了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仍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