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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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除了自己以外，也不必假手于他人；有时只可以利用工匠的手艺罢了。对于这些人，可以发给他们工资，而且因为他们有爱财心理的推动，所以他支使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可以做到精确的地步。因为别的人们如果为好奇心同求知欲，自动地来贡献一些义务；不但他们口头上的承诺超过他们实际的动作；他们所想的精妙计划，不但一件也不能实现，而且他们一定要期望实验者报答他们的辛苦，或者把难点解释给他们，或是至少也得说几句恭维话同客套话，这样一来，他在周旋上所费的时间，不是都白白损失了吗？至于说到人已经做过的试验，他们纵然愿意把自己的结果报告给实验者，（凡认实验为秘宝的人，都不肯告给他人），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实验都有许多连带情节同许多不相干的成分，所以想来分辨真理同附带的条件，也十分困难。除此以外，他将会看到，那些人们会把他们的实验描写得很糟糕，甚而至于很虚伪（因为那些做实验的人们，只愿意在实验中找到与他们原理相合的事实）。
因此，在所有实验中，纵然有几种与他的目的相吻合的，但是他既然要费上许多时间来进行选择，结果仍不免得不偿失。因此世上如果有任何人确乎能够发明最有价值最有益于公众的东西，同时其他的人，都想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使他的计划成功，我想他们所能给他的贡献，只不过是代为支付一些实验的费用；或者只不过阻止不速之客来搅扰他罢了。除此以外是无能为力的。说到我个人，我并不十分自负来向世人自夸我将来会有任何成功，我也不愿意异想天开，以为大众会对于我的计划感到兴趣；不过在另一方面讲，我自己的心地还不至于卑鄙的，使我接受过自己不配接受的恩惠。因为这许多理由，所以我在以前三年中，不愿意把我写的论文印行出来；并且决意，在我生时，凡涉及普遍原理的论著，如果能使人测得我的物理学原则的，我都一概暂缓发表。不过自从那时以后，我发现了两种理由使我不得不在此处添述一些特殊的举例，向大家叙述我的行为同我的计划。第一层理由就是：假如我不写出一些东西来，那些知道我原来有意印行一些著作的人们一定会想象到，所以使我停止印行的理由，并不靠得住，只是我故意托辞罢了。虽然我不会过分地希冀世上的光荣，虽然因为我一向好静，人世荣耀不免搅乱了我的自在，使我不得不嫌憎它，但是，同时我也并不曾把自己的行动如罪犯似的刻意隐藏起来，也不会极意防范，使自己的声名泯没起来；因为我觉得那种做法对不起我自己，而且我若有心韬晦，已不能阻止不虞之誉，因此我觉得竭力求免于讥评，乃是我所应为的事。
我所以写出这些哲学举例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一天一天感到我那自修的计划，因为缺乏好多的实验，进行得太迟缓，所以我不得不写出自己的意旨来，希望大众来帮助那个计划的完成。而且我虽然不敢自诩，以为公众会对于我的事业有所赞助，但是职责所关，我也不愿让后人多所指责，因为我如果不把自己经过的原委告知大众，后人一定会说。假如我有意使他们知道我一向所走的途径，好使他们来帮助我那计划的完成，我便不应当这样简略从事，应该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们。
我原来想选择几件事情来加以说明，我的标准是：这些事情既不引起许多争论，又不要强迫我在自定的限度以外来解释我的原则，同时还得很清楚地呈现出我在科学中所能成功或不能成功的事情来。我本想这事很容易，不过究竟我成功了没有，我还不敢说。至于别人对于我的著作的判断，我也不愿意藉自己对于自己著作的判断来预先推想。不过如果有人来考察我的著述，我也就荣幸已极；并且为提起大众考察的兴趣起见，不论任何人，如果对于我的著述有所反驳，我请他们费神把自己的意见交给我的印刷者；印刷者转达我以后，我好同时想法子把我的答词附加在上边。这样读者便会看到两方的理由，便更容易决定真理在哪一面。这个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不喜用冗长的答辞，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便干脆地加以承认；纵然认不出自己的错误，必须自行辩护时，也只把必需的事情加以申说，从不再牵涉到新事物的解释上去；这样便不至于说了一层又一层，来回周折。
我在《折光学》同《气象学》两篇论文开头所说的事情，因为我好像不关心于它们的证据，而且只把它们叫做假设，或者令人一看会引起人的不满；不过我请读者们耐心地细心地通读下去，我想这样他们或可得到满足。因为我看到，这些论文内的理论都互相连贯，前者为后者之因，可以解证后者；后者为前者之果，又可以解证前者。不过人们可不要说，我在这儿犯了论理学家所说的循环的谬误；因为我们的经验既然证实，这些大多数的结果是很明确的，所以这些结果所从出的原因，与其说是“证成”结果的真实，不如说是“说明”结果的存在。反之，结果的真实，倒是足以证成原因的真实。我所以称它们为假设，也没有别的用意，只不过使人知道，我本可以从我先前所解释过的重要真理把它们推演出来罢了；而我所以故意不这样推演出来的原故，乃是要防止有些人利用这机会在我的原理上边，建立起一套浮泛的哲学，致我有作俑的嫌疑。因为那些人们以为旁人费了20年工夫所想出来的东西，只要向他们略道一二，他们便可以在一日中精通无余。而且那些人，要是愈伶俐，愈乖巧，他们愈易陷于错误，愈不易认识真理。至于说到真正完全是我自己的意见，因为它们不一定是新的，所以我也不必向大众求谅我的冒昧——因为我的确知道，如果人们把我那些意见的理由，好好考量一番，一定会看到，它们是十分简单，十分与常识接近，比起他人对于同样题目所持的意见，一定要更近情，更入理。我也并不自诩为真理的最初发明家。我只是声明，我所以采取这些意见，并不是因为人们主张过它们，也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主张过它们，只是因为理性向我证明它们的真理罢了。
工匠们纵然不能把我在《气象学》中所解释过的发明，立时就制作出来，我也不相信任何人有权利来鄙弃这种发明。因为我所计划的机器，他们想要造作出来，配制出来，一定需要良好的技艺同熟练，而且一丝一毫都不敢忽略了绕行。因而他们如果在第一次试验时就能成功，那就无异于把一套美妙的乐谱，置在一个人面前，他在一天中就能成为一个善奏六弦琴的人一样，怎能不使人惊异呢？人们或者问到，法文是我国的土语，拉丁文是师长的雅言，我为什么弃拉丁文而用法文呢？我可以回答，那是因为我希望，那些能无偏颇地运用天赋理智的人们，比那些徒留心于古代著述的人们，更能判断出我的意见是否合理。至于那些又有见识又好学的人们，我是希望他们做我的判官的，不过我相信他们决不会偏向拉丁文，而且也决不会因为我用俗语来解释我的理论便要掩耳却步。
此外，关于我希望将来在科学上所要做的进步，我现在还不愿意说一些具体的话，并且也不愿意拿自己还没有把握的工作，贸然向大众预约必定成功。我所要说的只是：我已经下了个决心，在我有生之日，愿把所有的时光都用之于努力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除此以外，对于其他事物一概置之度外；就是这种自然的知识也以能使我们在医学中寻出比现代知识较为准确的原理为限。此外我还可以说，我对于其他事情，兴趣很不相近，尤其对于那些利弊相连的事情，更觉厌恶，因此，假如有任何情景强迫我从事那种事业，我也不相信我可以成功。这一点是我要向大众声明的。虽然我很明白，声明了以后，世人也绝不会因此看得起我。老实说，我也并不想望世人如此地看重我。无论谁能够赞助我，使我能得安享闲静，不受骚扰，我一定非常地感谢他，比感谢那些能给我以人世间极度光荣的人们更要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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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法导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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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序
《方法论》在1637年7月8号出版于莱顿（leyden）（由约翰·麦列jean maire 所印行），原来这部书中包括着《折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所以它的原名是《指导理性在科学中来寻求真理的正确方法论》。并依据这个方法而写的《折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数篇论文。（discourse on the methodof properly guiding the reason in the search of truth in the sciences。also the dioptricthe meteors and the geometry，which are essays in this method）。笛卡尔的《几何学》在纯粹数学中虽然开了一个新纪元，不过它却融化在后来的作品中了。
他的《折光学》也被牛顿的光学所掩蔽了，他的《气象学》也被后来的纯粹实验的方法所代替了。所以人们在翻译他的《方法论》时，都把这三部分忽略过去。不过人类知识的进步虽然使人忘掉了他的数学和物理学的论文，但是他的《方法论》实在是很可敬羡的一个宣言。它会把人心由形式主义的死亡下唤醒回来，因此，人类是永远不会忘掉它的。它是用法文写的，文体明白简捷，我们在法国散文中很难找到足以和它相比的文章。它在出版以后，就震动了欧洲的学界，哲学史上还少有一部书像它那样。他对他的亲近朋友说过：“他不相信这部书中会有三行被人排斥改变了，而且在他所出版的东西中如果有任何微小虚伪之处，则他的全部哲学将不值一文”。笛卡尔在早年就相信了，不论在经院内外，科学都处于可怜的地步，他这种确信使他想到科学方面的思想是应当加以改革。他所不满的还不是知识的贫乏和其范围的狭窄，他乃是不满意于人们在证明知识时所用的那种不确定的方法；他所不满的还不是学问的缺少，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典籍已经积累得很多了，但是他愈仔细考察，愈觉得实在知识的缺乏正是科学所以不昌明的原因。在他看来当时的科学缺乏了一种东西，那种东西不但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切的一切，那就是所谓真正的知识。人们一向把笛卡尔比作路德（luther），那是最恰当的。路德确信教会需要真正的宗教，同样，笛卡尔也确信科学需要真正的知识。这种比较颇能阐述明白笛卡尔在哲学的地位和功绩。
我们知道，笛卡尔很厌恶经验哲学的系统，所以他决心舍去它们。他的耶稣教会的教师们只是由亚理士多德圣奥古士丁（st。augustine）和圣汤姆（st。thomas）抄袭来各种原则。实则那些原则，他们是没有了解明白的，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曾来加以证实。他们以为三段论方法是把这些原则扩大成知识系统的大工具。笛卡尔却主张把一切只由权威而来的原则都排斥。他看到，三段论法在解释各种原则方面讲虽有大用，可是我们想用它来增加知识，那是没有用的。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些明白的原则，并且由这些原则推演出一些确定的结论来。
绝对确实的知识只能建立在绝对确实的根据上，《方法论》所要解释的就是获得这种知识的途径。我们如果想得到绝对确实的知识，则我们必须由最简单的观念着手，最容易的问题着手。对象愈简单，则我们愈可以迅速地完全地考究了它的一切部分。一个简单明白的概念，比许多暧昧模糊的观念较有价值。能构成知识的，不是材料，而是思想。
按笛卡尔来说，真理的标准只在于基础稳固的演绎。我们必须找到真理的源泉，并且极其细心地极其精确地一步一步跟着次序走。他说：至于科学考察的目的，则我们不敢受别人思想的指导，也不敢受自己的猜想的指导。我们必须依从我们所能明白清晰知道的，必须依从我们确实由我们的知识所推出的。
他看到数学正是他所需要的一种科学，因为数学可以在有秩序的途径内由一个问题进到另一个问题，由一个答案进到另一个答案，由一个发现进到另一个发现。他看到数学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它能借已知以求未知。他于是进一步把数学方法普遍化了，他把分析法应用于人类的全部知识，他把各种问题分解开，以便决定真理是在何种条件下才能产出来。他的数学方法并不限于数量（quantity），他把数学看成是一种科学规范，是一切知识的秘诀。他在《指导心灵的规则》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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