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传-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占据着宗教版画的位置。对她来说，他们终于成为一种神。

此外天棚上悬挂着一个纸板骷髅，是一直纠缠她的那个死神的讽刺性备忘录；在华盖的光滑表面曾有过，现仍有一面镜子，弗里达在那镜子里观察自我以创作她著名的和使人不安的自画像。弗里达·卡洛是一位作品不多的艺术家，一生不到两百幅画，并且大部分是再现她自己的形象：有许多目光逼人的半身像和全身出现的主题油画，肢体撕裂，躺在一堆血泊里，脊背敞开：“我画自己，因为我常常孑然一身，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主题。”　

为了赋予绝对混乱的生存一种秩序的表象，人类怀有加工自身传记的感人渴望。出于这种愿望，弗里达一直认为她十八岁时因为无聊而开始绘画，之前一场可怕的车祸碾碎了她的腿，压断了她的脊背，她的腹部穿孔。在极其漫长的恢复过程中，她母亲把一面镜子放在床头，她可能就这样开始把自己当做模特。但这不是真的：有一幅弗里达出车祸前一两年的自画像，一幅年轻、粗糙但可辨认的画像，具有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目光。所以她在身体受伤之前就绘画（和自画）了。

这不是弗里达操纵的惟一传记细节：她用心把自己塑造成拥有丰富想像力和极大意志力的人物。结果，她一辈子都说自己出生于1910年，那年正好爆发了萨帕塔①和潘乔·比利亚领导的著名墨西哥大革命，一场动摇了这个国家旧的寡头政治并采纳了印第安主义的浪漫而悲惨的冲突（死了一百多万人）。弗里达自认为是大革命的女儿，但实际上她出生于1907年。她父亲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犹太摄影师，母亲有一半印第安血统。

①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17）南方农民起义的领袖——译注。

尽管如此，卡洛的生活仍富有神秘的巧合，好像她奇怪的命中注定如此。例如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很早就遇到身体的伤害：“我记得右腿疼得受不了。”那时她就在床上躺了九个月（通向残废的分娩），躺在那张将成为她生活中心的无所不在的床上。作为生存和苦难的遇险者，她将在那条孤寂和痛苦的小船（那些床单——船帆被发烧汗湿，被鲜血和眼泪沾湿）上航行，直到生命的最后。那场小儿麻痹症给她留下了更细的右腿和轻微的瘸拐，她像一只瘸腿的小鸟。

十八岁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她想学医），这时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他们。那是一次严重的车祸，死了好几个人；据在场的目击者说，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公共汽车的侧部。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的塑像。总之，甚至她的车祸都像一场恶梦，灾难仿佛传染了床上的梦呓世界，那个使她的画作也充满了奇怪而强大的象征物的梦呓世界。

撞车使她的脊梁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骨盖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小儿麻痹症的那只坏脚）。当她母亲得知女儿的状况时，惊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月里无法去看女儿；患癫痫的父亲病了，二十天后才出现在弗里达的医院。弗里达孤身一人，一具被毁的肉体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车祸发生在1925年9月17日；可以说，弗里达·卡洛那时就已开始死亡，一个二十九年后才在科约阿坎告终的漫长垂死。我们体内都带有自己的死亡，一切生命都是逐渐死亡。弗里达在将近三十年不断和可怕的恶化后，正是死于那次撞车所受的伤。

然而，在此期间她做了很多事。她具有如此的意志力，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生存意愿，以至于两年后，在经历了一身的手术、做牵引、加挂件、穿紧身胸衣后，她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尽管她常常感到疲惫，背部和腿部感到疼痛。“我不得不忍着，因为绝望更糟糕，”她在从医院写来的信里反复说，已经显示了那种使她在别人会死去的地方幸存下来的英雄气概，“我正开始习惯苦难。”　

当弗里达回到世上，她开始频繁出没一个左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在共产党人女摄影师蒂娜·莫多蒂的家里正式把她介绍给迭戈·里维拉，那天晚上他开了枪并打碎了一个留声机。弗里达从第一刻起就喜欢上他，尽管〃他吓着我了〃。或许喜欢上他是因为他吓着她了。他们随即结婚，在婚礼聚会上画家又开了火，伤到一个客人；弗里达哭着回到父亲家，在那待了几天，直到她的新丈夫去找她。她二十二岁，他四十二岁。

迭戈·里维拉那时已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画家，创作了一些革命题材的巨幅壁画，今天虽然它们仍保持着色彩和笔触的活力，但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风格里已显出有点僵硬；我本人对卡洛的作品更感兴趣。他是一个大腹便便、模样吓人的魁梧男子，长着鼓胀的眼睛和青蛙的脸庞（“你的青蛙…蛤蟆”，他在给弗里达的信里这样署名），可是他在与女性交往时享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威望。迭戈有过两任妻子，与所有能弄到手的女人有染。与卡洛结合后继续干这事，让她非常绝望。据说迭戈的知名情人中有演员波莱特·戈达尔和玛利亚·费利克斯。另外他还跟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同床，那次不可原谅的伤害导致他们离婚，但两年后两人又复婚。

此外迭戈是一个无法加以分类的人物。从很多意义上讲，他的行为令人作呕：由于他的空泛，他当主角的渴望，他的残酷。他的政治历程是一种令人厌烦的不连贯；首先属于共产党，随后是托洛茨基派，多亏了他托洛茨基才在墨西哥得到避难权，之后又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再次接纳他（这是在斯大林主义最盛行的那些年），他甚至吹嘘把托洛茨基带到墨西哥的惟一目的是暗杀他：一种不因撒谎而让人不那么反感的吹牛。

。d　　。



世界是一张床（2）

/小。说＋
但迭戈大概也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愿意的时候也很风趣，他独一无二，感情丰富。弗里达像是描写一个神、一个原始生灵似的描写他：“他巨大的肚子，光滑和柔软得像一个球体，栖息在他强壮、如柱子般漂亮的腿上……他是一个大洪水之前的生灵，一个亲密的怪物。”对她来说迭戈是一个神话，是童年时那个又好又坏的妖怪，是生活的原则本身。

虽然迭戈确实在心理上折磨她，在特别需要他的时刻抛弃她，但在其他时候，他对弗里达是个非常大的帮助，并且从未完全抛弃她，这也是事实。迭戈是卡洛艺术最热烈的捍卫者（“她是比我好的画家”）和最支持她工作的人。说实话，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关系交替充满了甜蜜和残酷。

一开始卡洛对迭戈而言是一个女儿，但在第二次婚姻期间（她给新婚礼施加的条件是他俩之间不再有性关系）角色颠倒了，衰老的弗里达变成了他的母亲。比如，她常常用海绵给里维拉洗澡，白白的、大腹便便的巨人在浴缸里踩水，玩弗里达给他买的漂浮小玩具；最后，在卡洛临终病危期间，当已患有前列腺癌（这是对大男子的一种圣经式惩罚）的迭戈出走几天后回到家时，她在床上叫他：“我心爱的孩子，你来这里，你想吃一个小水果吗？”六十岁的他用小孩的声音和表情回答“是”。

弗里达很美。或者说不止是美——她很可怕。她长着一双凶狠而美妙的眼睛，一张完美的嘴，粗硬的眉心，一撇看得见的胡子。有一次她剃掉胡子，迭戈便发火了：从某种形式上说，他俩在次要性别特征上是混淆的，因为他有一对令弗里达喜欢的女人大乳房。弗里达为自己的强势外表增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演：她一直穿特万纳印第安女人的服装，长裙漂亮极了，衬裙和花边沙沙作响。她用绸缎带子、鲜花和天鹅绒来编头发；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或殖民时期的沉甸甸珠宝来装饰自己。穿衣对她来说是又一种艺术表达；在对镜修饰和画一幅她的自画像之间想必没有很大差别。她在这两种活动中建构自我，这是她与衰老的竞赛中绝对需要的东西。因为她的肉体被撞成碎片；在最后可怕的几年间弗里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是瓦解。”

①乔治娅·奥基夫（1887…1986）：美国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的半抽象绘画著名——译注。

②野口勇（1904…1988）：美国雕刻家和设计家，在二十世纪的美国雕刻中最强烈地鼓吹有机抽象形式表现力的雕刻家。早年在日本度过——译注。

③西盖罗斯（1896…1974）：墨西哥壁画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墨西哥现代壁画的开拓者，被誉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译注。

弗里达也很看重性并有过众多情人，特别是迭戈和她妹妹欺骗了她之后。弗里达是双性恋（谣传在她的女性恋情中有画家乔治娅·奥基夫①），但她最大的激情是与男人度过的：雕刻家野口勇②，摄影师尼古拉斯·默里——她为此人真的失去了理智，还有一位名字不详的西班牙共和派画家，他是继迭戈之后她最重要的经历：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海登·埃雷拉讲述了此事：她的卡洛传记是所有传记中最好的）。此外当老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不久，她也曾与他有过一段短暂关系。之后弗里达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怀抱，她的老朋友也将遭她咒骂。当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用一把凿冰的凿子将托洛茨基杀害，弗里达作为嫌疑犯被逮捕（迭戈当时在美国）。有些人认为里维拉夫妇参与了暗杀，但这个指控看来缺乏根据。三个月前他俩的朋友、艺术家西盖罗斯③倒确实参与了对托洛茨基夫妇卧室的机枪扫射：莱昂和他妻子钻到床下才奇迹般逃生。黑暗的岁月，阴险的态度。

弗里达创作的画很小（而她丈夫制作巨幅壁画），并且一直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得极端谦卑。许多年里她从未展示自己的画作，如果她变成了一位知名画家，那是多亏了里维拉的推动，他实际上强迫弗里达于1938年在纽约举办展览。那时她认识了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勃勒东，他被那位超现实主义的女画家给迷住了，“但她不知道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1939年她在巴黎开画展，差不多被包括在那个美学运动之内。几年后，在斯大林主义的狂热高潮中，弗里达抛弃超现实主义，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艺术的一种颓废表现”。

弗里达后期成为一个狂热的亲苏分子，何以到此地步？应该讲讲她的经历中最苦涩、最可怕的那部分。无法言喻的折磨，噩梦。弗里达的身体是如何逐渐崩溃的？她的脚溃烂了，她的背弯了，她渴望有孩子，但却不能（她经受了四五次流产，在她卧室里保存着一个装在甲醛瓶子里的无名人类胚胎）。她被挂在器械上，腿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最后几年每天喝两瓶）。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腿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简单和冷静地列举她所受的折磨足以令人窒息，好像在亲眼目睹她生活中的恐怖。总之，她的最后几年很可怕。毒品和酒精使她失去理智；她画的少量作品展示出笨拙和错乱的笔触。就是在那时，她更加坚持共产主义信条——弗里达不信上帝，她需要找到某种安慰，给她如此多的苦难、如此多的恐惧赋予某种意义：“我只是复杂的革命机构里的一个细胞”，她写道。她在自己的紧身胸衣上画斯大林的肖像，镰刀和锤子，还有一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将赋予病人以健康》的感人作品——在这幅画里，一位来自上苍的神奇的马克思把兴高采烈地扔掉自己拐杖的弗里达握在手里（那时她的腿已被截肢）。但她最后一幅画是一张西瓜静物画，她在鲜红饱满的西瓜瓤上写道：“生命万岁”。

1953年4月，弗里达的第一次大型画展在墨西哥开幕；她身体状况那么糟糕，主办者以为她将无法出席，但迭戈想出一个主意，把床（那张带华盖的笨重大床）运去，把它安放在展厅中央，然后用救护车把弗里达送去。卡洛就这样出席了她的开幕式典礼，她服用了毒品，脸色青灰，但浓妆艳抹，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