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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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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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 纸墨字体是宋；
二 宋讳缺笔〔6〕；
三 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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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 指日本福冈诚一。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 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
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苏峰（1863—1957） 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5〕《三藏取经记》 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6〕缺笔 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7〕罗振玉（1866—1940） 字叔蕴，别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所著《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 《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装 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10〕缪荃荪（1844—1919） 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11〕阴时夫 阴幼遇，字时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类书，二十卷。
〔12〕《宣和遗事》 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13〕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浙江兰谿人，明代学者。
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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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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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新女性》〔2〕八月号登有“狂飙社〔3〕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4〕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
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
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5〕，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6〕，亦身心之交病矣。
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a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
〔2〕《新女性》 月刊，妇女问题研究会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创刊，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3〕狂飙社 高长虹、向培良等所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至十七期停止；一九二六年十月，又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并编印《狂飙丛书》。
〔4〕《乌合》《未名》 即《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是鲁迅在北京编辑的两套丛书；《乌合》专收创作，《未名》专收译本。《弦上》，是狂飙社在北京编印的一种周刊。
〔5〕第三顶“纸糊的假冠” 指狂飙社广告所加于鲁迅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这里说“第三顶”，是因为在这以前已有人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
〔6〕“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毁谤鲁迅为“世故老人”；对于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章士钊的斗争，又加以嘲骂说，在“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
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厦门通信（三）〔1〕
厦门通信（三）〔1〕
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2〕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例如这里的报纸上，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训霸占公地”〔3〕的笔墨官司，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训何人，曲折怎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诬也；
〔4〕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治〔5〕睁大着眼睛对我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质之高明，未识以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称病辞去了。百无可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6〕而来的，现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