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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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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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1〕
h．m．〔2〕兄：
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四围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掌柜的是一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可以比我长一辈。
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我初到时，一个同事便告诉我：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还指给我石头看：这块像老虎，那块像癞虾蟆，那一块又像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其实也不大相像。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3〕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4〕。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
〔5〕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6〕“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7〕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8〕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borel〔9〕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
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10〕的，从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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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当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2〕h．m． 是“害马”的罗马字拼音“haima”的缩写。这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因她在女师大风潮中曾被杨荫榆称做“害群之马”。
〔3〕郑成功（1624—1662） 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他反对父亲郑芝龙投降清王朝，毅然在南澳起兵，驻守金门、厦门，连年出击闽粤江浙等地，屡败清兵；一六六一年（南明永历十五年），率舰队渡台湾海峡，驱逐侵占我国领土的荷兰殖民者，积极经营台湾，以作抗清根据地。在他死后，厦门于一六八○年（清康熙十九年）、台湾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先后被清兵攻占。下文的“圣祖仁皇帝”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庙号。
〔4〕清代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礼部议复，国子监祭酒王士正（按即王士禛）奏：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从之。”按在清康熙时仅有明监本（明代国子监刻印的版本）“二十一史”；至乾隆时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共二十四部，定为“正史”，由武英殿刻印；“殿板”，即指武英殿所刻的版本。
〔5〕厦门大学附近的镇北关是郑成功为防御清兵而建造的，靠近城脚的海滩满铺可做玻璃原料的白沙，当时有人把它偷运到鼓浪屿，卖给台湾人设立的货栈，再转运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玻璃厂。
〔6〕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7〕曼陀罗 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花大，色白。
〔8〕朋其 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莽原》撰稿人，后加入狂飚社。他在短篇小说集《荆棘》的代序《自招》里说：“得朋友的一株霸王鞭是今年，废物利用，我把它种在一把没有盖的茶壶里，虽然不很茂，但竟没有死。”
〔9〕borel 亨利·包立尔，荷兰人。清末曾来中国，在北京、厦门、漳州、广州等地居住多年。著有《新中国》、《无为》（一本关于老子哲学的书）等。
〔10〕“金石例” 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元代潘昂霄著有《金石例》十卷；以后明代的王行，清代的黄宗羲、梁玉绳、李富孙、王芑孙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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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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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二）〔1〕
小峰兄：
《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在中国，几个人组织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实在是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2〕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调查一下，他们有多少正经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给我开一个目录？但如果是讲义，或者什么民法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条之类，那就不必开，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园〔3〕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4〕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
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5〕，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6〕的。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
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
鲁迅。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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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一○七期。
〔2〕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烩炎（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越是板着学者的面孔，讨论学术问题的文字，看的人越少；越是带着三分流氓气，喜笑怒骂的揭黑幕攻阴私的文字，看的人越多。”又说：“社会上既欢迎嬉笑怒骂的文字，而著作家又利用社会的弱点，投其所好，又怎能不造成报界风气，叫人家认《小晶报》为大雅之声明呢？”
〔3〕漱园 即韦素园。
〔4〕宋玉 战国时楚国诗人。这里引的两句，见他所著的《九辩》。
〔5〕刀山剑树 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6〕“桃之夭夭” 语见《诗经·周南·桃夭》。“夭夭”，形容茂盛、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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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成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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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