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笔记-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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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性Ⅰ（20）
“我表达不好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摩莉说。“我毕竟只写过一部小说。”
“是啊，如果那本书给你带来的财源断了，你打算做点什么呢？你的幸运全靠了它，总有一天那钱会断了生路的。”
安娜竭力保持沉默。摩莉的话中显然含有恶意：她的意思是说，我很高兴你也不得不屈服在我们其他的人所面临的压力面前。安娜心里想，我真希望自己对什么事都不那么敏感，甚至连一些小小的情感的波动也不放过。如果能做到对什么事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每一次跟人谈话，每一回与人交往就会像穿越一座废矿那样轻松自在了。我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一个人最亲密的朋友有时也会在你的肋部深深地扎上一刀呢？
她几乎想冷冷地说：“我的钱来得很慢，我不得不尽快找一份工作，你听见这话一定很高兴。”但临时又改了口，装出高兴的样子，就摩莉那番话的表面含义回答她：“是的，我想我不久就会缺钱花了，我必须尽快找一份工作。”
“我不在时你没有做过什么事？”
“为了谋生我当然做过许多这样那样的事。”摩莉看上去仍有些怀疑，安娜只好随她的便。她以轻松幽默的口吻略带伤感地说，“这是很糟糕的一年。首先，还差点跟理查发生暧昧关系。”
“这倒有可能。你只要随便想想理查，这一年的日子就过不好了。”“你知道，有趣的是，他那边的情况乱七八糟的，你一定会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从不跟理查谈谈他的工作呢？这真有点怪。”“你的意思是说，你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有钱？”
“哦，摩莉！当然不是。根本不是。我已经对你说过，一切都乱套了。那边的人什么也不相信。他们使我回想起中非的白人———他们以前总是说：好了，再过五十年黑人就要把我们赶下大海去了。他们说这话时显得很开心。那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但结果呢，根本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还是说说理查吧。”
“他带我去赴一次盛大的晚宴。那是一次重要的聚会。全欧洲的铝锅铝罐、茶壶清洁剂或飞机的螺旋桨什么的———反正是这一类东西的控股权被他刚刚买了下来。在场共有四个商界巨头和四个漂亮小妞。我也算小妞中的一个。我坐在那里，看着围住桌子的那一张张脸。天哪，那场面可真叫触目惊心。我似乎回到了最原始的共产主义的阶段———你知道，那时候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养出私生子———我的话是说，即在人类开化以前，那些配对的男女也都是这样不负责任的。我看着那些脸；我只是坐着，看着那些脸。”“你这话我们以前也经常说。”摩莉说，“还是说点新鲜的吧。”“一切都那么明目张胆。还有他们对待女人的手段呢———当然都是无意的。我的上帝，我们也许会时时觉得生活糟透了，但至少我们那些伙伴还有一半是开化的，对此我们真是倍感幸运。”“还是说说理查吧。”
“好吧。这已经不重要了。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他驾驶他那辆新美洲豹把我送回家。我请他喝咖啡。他早有思想准备。我坐在那里思考着。他并没有比那些曾经跟我睡过觉的笨蛋更坏。”“安娜，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你问这话好像你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种一时不去谈及道德的情况。真见鬼，我的想法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你说话的方式。我觉得很新鲜。”
“我相信。但我想———如果我们过的是一种所谓的自由生活，那就是说，像男人一样的自由生活，我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像他们那样说话呢？”
“正因为我们并不一样。这是问题的关键。”
安娜笑了起来：“男人和女人，束缚和自由，善和恶，是和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和爱情……“安娜，理查后来又怎么样？”
“没什么。你问得也太多了。我坐着喝咖啡，看着他那张愚蠢的脸，心里一边在想：假如我是个男人，我就会上床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我觉得他很愚蠢———我是说如果他是个女人。后来我便感到很厌倦。很厌倦很厌倦。他看出我的厌倦感，于是想让我振作起来。他站起身，对我说：哦，我想我无论如何得回到普兰大街十六号自己家里去了。他期待我说，哦，不，我舍不得你走。你知道，这位可怜的已婚男子受妻子儿女的连累。男人们都如此。请可怜可怜我吧，我不得不回到普兰街十六号自己的家里去，回到市郊那所凄凉的、设备齐全的房子里去。他这么说。这话他说了三遍———就好像他并不住在那里，而且并没有结过婚，好像那房子与他毫无关系。普兰大街十六号那幢房子和那位太太全与他无关。”“准确地说，那是里士满城里的一幢大房子，有两个女佣，三辆车。”“你必须承认，他身上具有一种乡巴佬的气息。这真是件怪事。他们全都如此———我是说那几个商界巨头，他们全都具有这种气息。你一定想像得到那些帮你节省体力的设备和穿睡衣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过来亲吻他们的父亲，向他问安。他们全是温顺的小猪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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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性Ⅰ（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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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性Ⅰ（21）
“你说起话来像个娼妇。”摩莉说。然后显出困窘的样子笑了起来，她自己也为用了“娼妇”这个词而感到惊奇。
“不可思议的是，费了那么大的心思而我仍没有那个兴致。他们千方百计———哦，当然都是无意的，那也是他们每每得手的关键———想让人领悟到他们的意思。而我却依然不为所动。我向他道晚安，我说：理查，我困了，谢谢你带我去享受那么高档的生活。他站在那里，思忖着他是否应该第四次说‘我的天，我又得回家见我那讨厌的老婆了。’他一定在诧异为什么这个缺乏想像力的女人安娜会不同情他。我看得出他当时心里在想：她无非是个知识分子，我没能带另一个女孩子去真太遗憾了。我等着他如何向我报复。他开口了：安娜，你应该多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你看上去比你实际的年龄苍老了十岁，你显然一天天变得憔悴了。我于是说：理查，如果我对你说，好吧，来上床吧，那时你一定会说我多么漂亮了。真理显然就是这样位于两极之间的……”
摩莉把一个坐垫举到胸口，抱住它，哈哈大笑起来。
“他接着说，安娜，当你邀请我上楼喝咖啡时，你一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又说，我可以跟女人搞关系，也可以不搞。我这时已经开始厌恶他。我说，哦，你走开吧，理查，你这人太讨厌了……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今天我和理查之间的关系显得那么紧张了吗？———不错，是紧张，这正是我要用的最适当的一个词。”
摩莉停住笑，说道：“反正都一样，你和理查，你们肯定都疯了。”“是的，”安娜十分严肃地说，“是的，摩莉，我觉得我离疯并不远了。”这时摩莉站了起来，急巴巴地说，“我得去做午饭了。”她向安娜投去歉疚而悔恨的目光。安娜也站起来说：“那我也上厨房待一会吧。”“你可以把我称做长舌妇了。”
“哦哦，”安娜很不经意地打了个哈欠说，“我是准备这样想，你还要我告诉你什么新鲜事呢？一切都是老样子。的确如此。”
“你说这一整年？联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人心正自然而然地从这一边倾向那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怎么可以说老样子呢？”
小小的厨房四壁雪白，紧凑而有序，排列整齐的各色杯儿盘儿连同挂在墙上、天花板上的水珠子都在闪闪发光。玻璃窗上蒙着雾气。烤箱因内部蓄满了热能似乎要蹦起来，鼓起来。摩莉迅速打开窗户，一股热烘烘的烧肉的气味从潮湿的屋顶冒出，飘向后院，与此同时，一团等待已久的阳光敏捷地跃过窗台，盘旋在地板上。“英格兰，”摩莉说，“英格兰，这个时候回来比平时更糟。在船上时我就觉得没劲。昨天我走进商店，看着那一张张漂亮的、体面的脸，每个人都那么友好，那么体面，那么呆板。”她迅速朝窗外看了一眼，然后便毅然背过身去。
“我们最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和我们所认识的人们似乎都在抱怨英格兰，我们就生活在这片抱怨声中。”
“我打算尽快再次离开。要不是为了汤姆，我明天就走。昨天我到剧院去排练，所有的男人的表情都很古怪，只有一个人例外，但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我在这里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在外面的时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男人们把你当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来看待。我的感觉非常好，从来用不着记住自己的年龄，从来不必去考虑性。我负责一两件愉快的工作，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很顺利。但一踩上这片土地，你就得系紧你的裤带，千万别忘了。你留心着吧，这些人就是英国人。只有极少数的人例外。你会变得很怕难为情，为性而害羞。充斥着这么乱糟糟的一班人的国家怎么好得起来呢？”“你打算安心住上一两星期吧？”
“我不打算安心。我只是觉得某种逆来顺受的思想在抬头。这所房子，本来应该再粉刷一下了。我只是不想动手干———什么粉刷啦，挂帘子啦。这里的一切为什么这样艰难呢？欧洲就不一样。你晚上睡上几个小时，心情总是很愉快。这里呢，连睡觉时也得动着脑筋……”
自由女性Ⅰ（22）
“是的，是的，”安娜笑着说，“我相信，许多年以来，每当我们从什么地方回来，我们便有许多共同语言。”
当地铁火车开过时，房子颤动起来。“你得把天花板修一修了。”安娜抬头看着天花板补充说。这幢房子二战快结束时挨过炸弹，曾经空了两年，所有的房间都经过风雨的洗礼。后来房子经过修缮。但当火车开过时，还是能听得见墙壁内的泥沙发出的沙沙声。天花板上还有一条裂缝横贯而过。
“哦，见鬼，”摩莉说，“简直无法住了。但我想我还是会忍受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那么听天由命，能那么勇敢地承受压力。”眼泪已夺眶而出，她眨眨眼睛把泪水挤了去，转过身去对着烤箱。
“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了解的。其他国家就不一定是我们了解的地方。”
“这话不完全对，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好了，你最好马上再谈点什么新闻吧，我很快就要把午饭端上来了。”这是摩莉表示她的孤独与不满的一种方式：她摊开双手，显得那么悲哀而坚忍，分明在谴责安娜。安娜心里想：如果我现在继续跟她谈论男人如何如何，那我就只好不回家了，我得留下来吃午饭，然后再度过整个下午，摩莉和我会相处得更亲热，更友好，我们间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但当我们分手时，又会一下子生出怨恨———因为我们女人最终总是忠于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性……安娜真想坐下来不再说话，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她想：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事，那些恩恩怨怨啊，相互责备啊，背信弃义啊，都一笔勾销吧。我们已吃到了苦头，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何必再那么怨天尤人呢？……再说，如果我不小心，摩莉和我说不定会堕落成整天坐着说人坏话的老女人：你还记得那个说傻话的男人吗？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但事情肯定发生在一九四七年……
“好了，说给我们听听吧。”摩莉装出快活的样子对安娜说，后者已沉默了好一阵子。
“好吧，我想你不打算听有关同志们的情况吧？”
“在法国和意大利，知识分子天天在谈论联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谈论匈牙利的前途、教训和值得反思的错误。”
“这里也是这样，谢天谢地，人们好像对它已感厌倦了，我还是不去谈它吧。”“那也好。”
“我想我可以提一提三位同志———哦，只是随便说说，”安娜赶紧补上一句，因为摩莉做了个鬼脸，“是工人阶级的三个儿子，工会的官员。”“谁？”
“汤姆？温特斯、莱恩？科豪和勃伯？福勒。”
“我认识他们，当然。”摩莉即刻说。什么人她都认识，或者早就认识。“他们怎么啦？”
“就在二十大召开以前，正当我们这个圈子显得动荡不安、阴谋四起，连南斯拉夫也出现危机时，我偶然间结识了他们，用他们通常的话来说是文化上的交往。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党们都在花大量的时间从事党内的论争———我们这班人真太天真了———竭力想说服人们承认发生在俄国的怪事，而不仅仅是否定它。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他们三人的来信———当然是分别写来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一样给我写了信。他们的话显得很严肃，大意是说，无�
